书匠编辑按语

真是“学海无涯徒作舟，教学相长后生畏；世界虚拟扁平化，微信茧房纵横亘；无知狂妄井底蛙，唯有学习日渐进”。昨晚破天荒睡了十余个小时的囫囵觉，今早“朝气蓬勃”与井兄打完乒乓球回来，坐在电脑前就欣喜地看见门下高徒、商界精英程女士在我们京师人本修学园微信群里分享了一篇“政治经济学新时空”微信号“社科专栏”文章《唐世平：传奇学者阿尔伯特· 赫希曼》。

该文首发于2022年10月20日《南方周末》，上来就是一句——“即使赫希曼没有任何其它的作品，《退出、呼吁与忠诚》也足够让他名垂青史”，将书匠注意力从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的“传奇人生生”中，自然吸引到如下这段评价语句上：

毫无疑问（至少我这么认为），赫希曼最为伟大的作品（尽管有不少遗憾）是《退出、抗议与忠诚》。即使赫希曼没有任何其它的作品，这本书也足够让他名垂青史。这本书是第一部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去理解一个组织（从公司到组织、到国家）的兴衰背后的政治逻辑的作品。我个人认为，该书是任何一位试图管理一个组织者的必读启蒙书。

于是，回馈转告高徒：“感谢好帖分享！在发展经济学中，赫希曼及其代表性《经济发展战略》（1958）是一个绕不过的大人物及大著作，对此我在《人本发展经济学》也特别提到过，只是没有特别注意到其“传奇人生”。而对这“第一部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去理解一个组织（从公司到组织、到国家）的兴衰背后的政治逻辑的作品”，书匠也是“第一次注意到，要赶快好好学习才是！”

于是，对此文的阅读进一步自然延伸到该公众号“政治经济学新空间”里一篇由钟劭之原创的《NHPE 评介 | 退出、呼吁与忠诚：一个政治模型》的介绍文章。一不做二不休，本着刨根问底追本溯源习惯，书匠有百度搜索了《赫希曼的学思之旅 痴迷于变革与进步》等相关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编辑成文，分上下两篇，上篇介绍赫希曼传奇人生，下篇介绍赫希曼组织行为学EVL模型；特转载于此，分享专栏博友。

上篇  赫希曼传奇人生

• 人物简介

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1915~2012)，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当代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 。1915年4月7日出生于柏林；1932～1933年就读于柏林大学；1933～1935年转读于巴黎大学；1935～1936年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1936年～1938年就读于德里雅斯特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41～1943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国际经济学研究；1943～1946年在美国服兵役；1946～1952年在美国联邦储备局任经济学家；1952～1956年在哥伦比亚首府波哥大市任经济顾问；1956 年以后，正式开始他的职业科学研究生涯，1964年进入哈佛大学工作。赫希曼作为一个德国出生的犹太思想家，早年沉迷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等大陆哲学，后辗转英美学习经济学，他是16所世界知名学府的名誉学位获得者，曾先后赴20多所大学讲学，是美国国家科学等学术团体的会员，曾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社会学教授，美国经济学会杰出研究员。2012年12月10日，97岁高龄的赫希曼在美国新泽西州逝世。

尽管赫希曼一再宣称自己从来都不是什么“奇迹”，但是，当人们把“20世纪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这样的称号置于他身上的时候，很难不去注意他生命中的传奇色彩。赫希曼是犹太人，年轻时从纳粹德国匆忙出逃求学于法国，中间投笔从戎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他参与营救滞留法国的反纳粹难民，最后成功得救的人中，包括画家夏加尔、杜尚、作家安德烈•布勒东、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以及未来的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等；二战爆发时，他以志愿军的身份参加陆军抵抗德国，之后以联邦储备委员会经济学家的身份参与了“马歇尔计划”，为欧洲重建工作至1952年；然后安身学术象牙塔内，持续关注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他在世界的动荡中开拓自己生活的道路，又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关注世界的动荡。从个人生活经历来看，作为一个“全球知识分子”的赫希曼有着传奇、神秘也无疑是辉煌的人生。

• 学术之前 流亡与拯救

1915年4月7日，阿尔伯特•赫希曼生于德国柏林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外科医生。少年时期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社会动荡、政权更替，大致是在进行长达14年大众民主实验的魏玛共和国时期长大的。作为一个善于思考的热血青年，赫希曼曾参加了当时德国的左翼社会主义运动，并“狼吞虎咽地”阅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四月提纲》以及关于社会主义斗争策略的通讯等，从而“一生都痴迷于探究变革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在希特勒纳粹政党取得德国政权后，赫希曼因担心种族和政治迫害，在他18岁的生日之前流亡到了巴黎，开始了他的“无国籍人士”的流亡和学习生涯。

1932年，赫希曼进入柏林洪堡大学学习，一年后辗转就读于法国巴黎高等商业研究学院继续学习经济学，并在1935年拿到了伦敦经济学院一年的研究奖学金，来到这号称“世界经济学重镇”学习。在此学习期间，赫希曼有机会听了当时声名卓著的莱昂内尔•罗宾斯和哈耶克的课，并选修了经济思想史和国际经济学的一些课程，开始转向了市场经济理论。多年之后，赫希曼本人还回忆道：“一直到英国之后，我才如梦方醒……只有在哪里，我才真正认识清楚究竟什么才是经济学”。在一年英国访学期间，赫希曼还有机会去剑桥大学听了凯恩斯的讲演，但并不怎么欣赏当时已经大名鼎鼎的宏观经济学大咖，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越来越不信任何形式的宏大理论了”。到1936年6月再回到法国时，他已经是一个有着自己思想的经济学家了。

回到法国后，在之后长达数年的时间里，赫希曼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参加了反法西斯的运动，并于1938年6月在意大利的特瑞亚斯特大学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翌年，二战爆发，赫希曼立刻赶回法国，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陆军，抵抗德国入侵。在希特勒的军队占领巴黎和法国政府投降后，赫希曼隐瞒身份、几经曲折而流亡到马赛，参加了当时一个美国人瓦里安•弗莱所组织的紧急营救委员会，给一些犹太人和知识分子伪造证明，代办签证，制订出逃路线，安排过境护送他们逃出德国军队占领国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的紧急营救委员会就帮助4000多犹太人逃过了纳粹的魔爪，其中包括200多名犹太文化精英，如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诺贝尔生化学家奥托•迈尔霍夫，画家夏加尔、杜尚以及作家安德烈•布勒东等等。

• 寄居的漫游者 追求自由生活

这个紧急营救委员会很快就成为纳粹德国和法国傀儡政府的眼中钉。1940年12月，因担心纳粹的搜捕，赫希曼不得不离开马赛，徒步翻越比利牛斯山，经由西班牙、葡萄牙，于次年元月14日逃至美国，在25岁的时候开始了在美国的生活，再一次成为“无国籍人士”。

到美国后，赫希曼很快拿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份奖学金，开始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习生活，并很快结识了一个来自立陶宛和巴黎的富裕犹太商人家庭的少女莎拉•夏皮罗，并于1941年6月22日在伯克利市政厅举行了婚礼，二人结成了终老夫妻。

新婚燕尔，经济学论文和著作的写作与发表，并没阻止作为一个行动者的赫希曼再回欧洲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念头。1943年，赫希曼在旧金山应征入伍，随后到华盛顿加入了美国的情报机构，然后被派回到欧洲参加了进攻意大利的美军，做了一名随军翻译。

在意大利期间，赫希曼买到了哈耶克刚刚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在战争的间隙中细读了这部著作，深受哈耶克思想的影响。正如赫希曼传记的作者阿德尔曼所评论的那样：“哈耶克对‘奴役之路’的悲叹对赫希曼的意义在于，他促使赫希曼将更加自觉地把个人自由放在首位，更加彻底地怀疑完美知识”，并加深了他对德国纳粹政权的集体主义灾难性社会实验后果的认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赫希曼从美国军队退伍回到了华盛顿，随即为了家庭生计而到处求职。非常幸运的是，受当时已经在经济学界久负盛名的亚历山大•格申克龙亚的邀请和举荐，赫希曼在美联储找到了一份工作。之后，他以联邦储备委员会经济学家的身份参与了为欧洲战后复苏的“马歇尔计划”制定与实施。

由于厌倦在美联储的官僚机构工作，在1952年，赫希曼应邀去南美的哥伦比亚，担任了该国国家规划委员会的财政顾问，走遍了哥伦比亚各地，开始了他之后几十年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以及与拉丁美国国家经济发展献谋献策的生涯。之后，他自己又在哥伦比亚开设了一家私人咨询公司，变成了一个家庭衣食无忧的企业家，从而应验了赫希曼本人经常重复的一个警句：“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最好的回报往往来自于最少的计划。”

• 改革贩子 迈向进步之旅

1954年10月，赫希曼回到美国，参加了在麻省理工学院召开的一个由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办的讨论热带地区各国经济规划问题的研讨会。在会上，赫希曼对经济学家的“理性自负”提出了批评：经济学家无法免俗，同样受困于普遍的“权力欲望”，因此往往不“承认他自己的能力也是有限度的”；由此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经济学家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利用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就可以为不发达国家绘就详尽的发展蓝图。”当然，赫希曼并没有否认经济学家的作用，他只是告诫大家不要过分着迷于理论分析，同时对那种制定“包罗万象的综合发展规划”提出了警告。赫希曼认为，“如果经济学家能够尊重现实，坚持到实地进行细致的观察，并准确理解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实践的意义，而不是盲目依赖于总量统计数字，那么他们可能会做得更好。”

1956年的7月，赫希曼收到了耶鲁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劳埃德•雷诺兹的一封信，邀请他到耶鲁在1956～1957学年做一年的客座研究教授。赫希曼很快接受了这一邀请。在后来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的帮助下，他们很快在当地找到了房子，全家从哥伦比亚的波哥大搬到了美国的诺斯黑文，真正开始走上他“作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道路，使他“从完全不被人注意的外围一跃到了美国主流学术界的心脏地带”。

到了耶鲁大学后，赫希曼被聘请为欧文•费雪客座教授。基于在哥伦比亚的多年观察和咨询实践，赫希曼在这段时间撰写了他的经典著作《经济发展战略》。赫希曼在这部著作的结尾告诉人们，传统社会（欠发达国家）最稀缺的东西并不是资本，也不是所谓的“中产阶级”，而是企业家精神，“而那也正是争取个人主义的文化基石”。《经济发展战略》对当时盛行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挑战，立即引起了当时国际经济学界的注意和关注。一些大师级经济学家则纷纷发表评论。当时还年轻的印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虽然对这本书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一些疑问，但也为这部著作给发展经济学这个“一度被陈词滥调主宰的经济学分支带来了缕缕新风而表示无比钦佩”。这本《经济发展战略》一问世，就成了发展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也从而奠定了赫希曼在国际经济学界中的学术地位。

《经济发展战略》1958年出版后，哥伦比亚大学邀请赫希曼为正式教授，教国际经济学。他很快接受了哥大的邀请而回到纽约，从而正式进入了美国高校的学术殿堂。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期间，赫希曼与塞缪尔•亨廷顿和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成了好友。这一期间，赫希曼继续关注发展经济学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发展问题，撰写了他的第三本书《迈向进步之旅》。与他的第二本书一样，这本书一出本，立即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轰动，很快就成了一本经典著作。在这部著作中，赫希曼主要探究了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对应的政治发展过程。虽然赫希曼并不希望通过革命来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但是他又强调：“如果改革落入了‘国家安全至上’的框架，那么即使避免了革命，也未必一定是‘不幸中之大幸’。”此外，赫希曼还在书中突出了社会科学家参与的重要作用。《迈向进步之旅》出版后，赫希曼本人获得了一个“改革贩子”（reformmonger）的绰号，坚持要通过改革来实现进步。

• 观念的力量 像摇滚巨星的唱片一样

“我不想发现世界的规律，而是尽力去呈现世界。人应该敬畏社会变革本身的不可预测性。在宣告任何有关人类社会的未来的信息时，无论如何都应该保持最大程度的谦卑。”阿尔伯特•赫希曼说。

《迈向进步之旅》出版后，赫希曼离开了哥伦比亚大学，而就职于哈佛大学，被任命为卢修斯•N•利陶尔（Lucius N. Littauer）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1967年，赫希曼出版了他的发展经济学又一本重要著作《发展项目之观察》，该书一出版，又轰动一时，立即被列为“100位哈佛教授所推荐的最有影响的书”之一。之后，一位学者边治（Ana Maria Bianchi）曾将《经济发展战略》、《迈向进步之旅》和《发展项目之观察》称为“赫氏拉美发展三部曲”。之后，这一说法在国际学术界广为流传。

在这本“拉美发展三部曲”之三中，赫希曼提出了“项目”可以型塑制度因而往往是“制度促进器”的观点。在第一章，赫希曼还创造了一个术语“隐蔽之手”（Hiding Hand）的隐喻，用来描摹那种隐藏在“跌跌撞撞地取得了成功”的过程背后难以琢磨的力量。赫希曼提醒读者，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即那种神秘莫测、总是躲在幕后的市场力量的作用不同，他所说的“隐藏之手”，强调人们在从事社会经济行为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即有一只“手”遮蔽了各种实践过程的困难，导致无法事前看到非预期结果，这样反而促使人们勇于迈开探索实作的步伐，激励人们付诸行动，去做一些“如果早知道就肯定不会去做”的事情。

自1966年加入哈佛大学，到1972年离开去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做访问研究，赫希曼在哈佛大学经济系实际执教了大约只有6年。期间，赫希曼从他的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逐渐拓宽到更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1970年，赫希曼出版了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这部著作篇幅不大，但新意迭出，洞见满篇，字字珠玑。赫希曼在这本书中博采众家之长，提出了企业、组织和国家中一个问题：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类的生产活动会创造出一定的剩余，从而使各类组织都程度不同地具备了承载低效运行的能力，因而，绩效衰减迟早会发生。赫希曼发现，面对组织绩效的衰减，人们有两种选择：一是退出，二是呼吁。

赫希曼论述了这两种恢复机制的运作机理和方式、各自的优缺点、理想的运作次序及组合、二者间的交互作用及适用条件，以及忠诚对退出与呼吁的影响。著作一出版，有关评论就如潮水般涌出，“而且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是完全不吝溢美之词的好评”，这本书很快就被国际学界公认为当代社会科学发展历史上的一块里程碑。一位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布莱恩•巴里（Brian Barry）虽对这本书颇有微词，但也不得不承认，它像摇滚巨星的唱片一样，一发行就影响力非常大，使这本书出版本身就成了一个重大事件。

• 回到起点 为进步呼吁

1971年11月，赫希曼写信给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的卡尔•凯森（Carl Kaysen），询问他能不能在第二年到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立即得到这位原来哈佛大学做过讲席教授的院长的肯定答复。于是，在1972～1973学年，赫希曼首先是作为一名访问学者去了普林斯顿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而把他在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办公室留给了阿玛蒂亚•森。后来，赫希曼以全票通过其作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终身社会科学家的申请，并于1974年中全家移居到普林斯顿，以致在后来做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并在普林斯顿写作、退休到终老。

到了普林斯顿研究院之后，赫希曼发现：“许多经济学家，‘舒舒服服’地躲在不断扩张的经济学帝国内部，与‘外部世界’发生的事件完全绝缘——尽管这些事件可能是灾难性的……他们似乎从来不知道，经济和政治事件之间是有联系的。”他于是转而“向内”，开始回溯历史，思考资本主义起源和民主制度的基础，从关注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问题的研究撤出，进入了思想史的世界，“与17世纪和18世纪的政治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一起‘盘桓’一段时间”。在到普林斯顿高研院做访问教授的期间，撰写出了他最为著名的著作《激情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全面胜利前的政治争论》，也使一些学者看到，“世界上存在着两个赫希曼：一个是作为发展经济学家的赫希曼，另外一个是作为思想史家的赫希曼”。

《激情与利益》是一部把人类行为的分析、经济学分析和政治分析融为一体的人类社会观念史著作，探讨了世界各国为什么走到了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原因。按赫希曼自己在这本书“导论”中的解释，“本书的缘起是，当代社会科学没有能力阐明经济增长带来的政治后果，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不能解释经济增长带来的十分频繁的灾难性的政治后果，无论这种增长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混合型的社会。”

赫希曼回顾了17和18世纪欧洲思潮，阐明了这一时期一个复杂的观念转变：长期以来，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被谴责为一种贪婪的罪恶，然而却被赋予了新的角色，即可借以控制人类难以驾驭的破坏性的欲望。这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一种全新解释，强调传统与现代的紧密承接。赫希曼的发现颇具讽刺意义：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最邪恶的特征，却是它最初的追求目标——压抑欲望以追求“无害的”虽然也许是单调的商业利益。

• “思想企业家” 的最终归宿

《激情与利益》出版后，巨大的成功把赫希曼推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的位置上，他本人也越来越变成了一个“思想企业家”和学术网络的“经纪人”。安排访问学者计划，聘任研究员，组织申请研究项目，组织和主持研讨会，为高研院募集资金以及在世界各地作学术报告，占去了赫希曼的大量时间，但是，晚年的赫希曼，还是出版了两本篇幅不大但却在学术界有较大反响的学术著作，一本是《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另一本书是《反动的修辞：悖谬论、无效论与危险论》。

经过数十年的学术探讨，晚年的赫希曼发现自己好像兜了一个大圈，最后又回到了起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赫希曼承认，“我可能是在探讨一种与‘通往进步之旅’相对的‘通往反动之旅’（或‘通往灾难之旅’）。”现在要做的是，必须充分认识改革所面临的挑战。总之，赫希曼终于要与他的“辩证的对立面”进行面对面的“搏斗”了！要想理解改革进程为什么会充满艰难险阻，他就必须“更好地理解改革活动为什么会激起强烈的反对和抗拒，为什么改革措施的回报一般是边际递减的，为什么改革经常会被‘紧急刹车’。”正如赫希曼传记的作者阿德尔曼所发现那样：写作《反动的修辞》这本书，“赫希曼已经把自己一生的‘战斗经验’（或者说，人生体悟）全都倾注到了这个‘新项目’中了”。

《反动的修辞》一书显然是赫希曼步入老年后对世界进步的最后‘大声呼吁’，时间老人的威严迟早会显露出来。现在，赫希曼已经太老了，他无法再做太多的实地研究，甚至没有精力重新退入历史中去与古人对话。逐渐地，他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接过他留下的旗帜。

1996年6月，赫希曼在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院做完了帕托卡纪念讲座后，去阿尔比斯山休假旅游。在下山的路上，赫希曼一不小心绊了一下，摔倒在地，脑袋撞在了一块石头上，顿时血流如注。之后，医生将他诊断为脑血肿。自那之后，赫希曼的语言能力遭到损害。在阿尔卑斯上摔的那一跤，也十分不幸地结束了赫希曼这位现世哲人的漫长写作生涯。16年后，在2012年12月10日，97岁高龄的赫希曼先生在靠近普林斯顿的尤因镇（Ewing Township）逝世。

下篇 赫希曼EVL扩展模型

• 赫希曼EVL模型

赫希曼《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于1970由哈佛出版社出版，多次重印，后被翻译成西班牙、葡萄牙、法、德、意大利、瑞士、日、匈牙利等多种语言公开出版。赫希曼的这部著作立意新颖，分析深刻，结构严谨，论述有致，自出版以来，好评如潮，影响甚广，引用率一直居高不下。

 K．J．阿罗曾这样评述：“赫希曼教授的著作虽不是长篇大论，但却新意迭起。经济学家一直假定，终止需求可以抚慰人们对某企业产品的不满情绪，而政治家们则倾向于在组织内部采取可能的抗议。赫希曼认为，这两种机制可以并行地发挥作用，并通过分析与举证，完美地论述了二者间的交互作用所具有的令人深感意外的含义；这一理论可以清楚地解释很多当代重要的经济与政治现象。赫希曼的通篇论述对很多社会和文化形态都极富参考价值。”

 赫希曼的逻辑起点是，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类的生产活动会创造出一定的剩余，从而使各类组织都程度不同地具备了承载低效运行的能力，因而，绩效衰减（Deterioration）迟早会发生，经济“松驰”（Slack）会不期而至。面对组织绩效的衰减，消费者或组织成员有两种选择，一是退出，二是呼吁。接着，作者论述了这两种恢复机制的运作机理和方式，各自的优缺点，理想的运作次序及组合，二者间的交互作用及适用条件。

所谓的“松弛”就像一只稍许泄气的氢球，固然是瘪了些（这个“瘪”字，是体现“松弛”一词的最准确、最形象的字眼），但照样能在空中飞翔，只是高度和飞速（即经济绩效）不如以前罢了。要想使氢球恢复往日的“雄风”，就要再注入些气体，使之再度滚圆而飞舞起来。如此这般地瘪圆往复，就是赫希曼所称的“衰减与恢复”、“松弛与紧张”。这种思想其实也是赫希曼“不平衡发展”战略（跷跷板式经济增长）的一个延伸和体现。

• 克拉克扩展模型主旨思想

这里关于赫希曼EVL扩展模型的介绍，是基于克拉克（Clark et al.，2017）的一篇论文。该文对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著名的“退出、呼吁与忠诚”理论框架（简称“EVL模型”）的重构与扩展，并将此扩展模型广泛应用于现代化理论、资源诅咒、不平等、外国援助和经济表现等相关问题的研究领域。为便于网络传播，书匠特意将其中的关键词予以适当规避，将之转换为组织（政治）行为学一般术语，予以转述介绍。

此扩展模型构建的预设任务是：主流的组织政治行为学研究领域一般聚焦于“权力”，而本模型则侧重考察权力运行过程中的“策略性相互依赖”（strategic interdependencies）环节，其主要的工作就是对著名的赫希曼（Hirschman 1970）提出的“退出、呼吁与忠诚”模型（Exit, Voice and Loyalty Model，EVL）进行博弈论重构，旨在提出一个能够解释非平衡关系互动机理的一般性模型。

对于赫希曼EVL模型的扩展，Gehlbach（2006）和Slapin（2009）等学者也进行过类似的尝试，其主要取径是把“退出”和“呼吁”作为行为人的两个选项，而“忠诚”则是影响他们趋向于其中一种选项的因素；而Rusbult & Lowery（1985）、Rusbult et al.（1982）等人则在“退出”、“呼吁”、“忠诚”外加上了第四个选项即“忽视”（neglect），形成实际上的EVLN四选项模型，主要用以解释个人如何应对爱情、婚姻和工作场所关系乃至其他社会环境中的不满，偏向于社会心理学和规范维度。相较于上述扩展尝试，克拉克扩展模型可以说最为贴近赫希曼的原意，一方面把论域限制在非对称权力关系领域即“组织公民”或“组织成员”（citizens）与“首席执行官”（governments，或称CEO）的双向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则坚持了模型中“退出、呼吁、忠诚”作为并置与互斥的三选项的核心地位。

• 模型构建及关键变量

在现实命令-服从式的组织情景中，组织成员与CEO之间存在一个“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过程，这尤其体现在个人在其生存境况恶化时所采取的反应之上。与赫希曼假定不同，本模型不把这种境况恶化当作一个随机的外生冲击（外生变量），而是视作由其他行为人（在模型中为CEO）有意选择引发的后果，因此CEO—组织成员互动便可以被纳入一个策略博弈的框架之中。

当CEO行为导致某一组织群体成员利益受损时，该群体一般拥有三个选项：其一是“退出”（exit），即拒绝在原有的组织环境继续生活，而是选择进入一个新环境，或者用流行的话来讲就是“润”或“跳槽”，或曰“用脚投票”，包括“躺平”等懈怠行为表现；其二是“呼吁”（voice），即用各种方式尝试“说服”（persuade）CEO将其生活境况复原；其三是“忠诚”（loyalty），即不采取规避境况恶化、按部就班服服帖帖就范的策略。

基于马克斯•韦伯关于权力的定义——处于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得以排除抗拒其意志的可能性（Politics does not just begin when voice is chosen; it begins when voice is considered），只要人们在CEO行动面前考虑过“呼吁”这一选项，无论其实际上有没有采取，其与组织成员的互动博弈都发生了；若组织成员在CEO行动施加在其自己身上时甚至未曾想过“呼吁”的可能，而是只有“退出”和“忠诚”两种选项，那边说明CEO占据了某种“独霸”（hegemony）地位。

• 博弈结构与收益

基此模型，关于CEO与组织成员间的非对称互动博弈过程，可以利用博弈论原理进行数理形式化重构。

首先考虑完全信息的情况。既然这是一个策略互动，那么组织成员和CEO两个参与者都是基于对对方反应的预期采取选择的。其基本结构是：在博弈前，CEO实行一项对组织成员利益产生损害但对自己有益的政策（假设这一过程是组织成员利益向CEO的转移），组织成员首先预期CEO对“呼吁”的反应，若CEO采取积极“回应”（respond）即放弃对组织成员利益的削减行动，那么公民便有激励选择“呼吁”；若CEO采取消极“忽视”（ignore）即继续贯彻其政策，那么组织成员便没有动力“呼吁”，而是采取“退出”或“忠诚”。据此，博弈树如下：

图中各字母的含义为：E是组织成员的退出收益，1是CEO在博弈前从组织成员那里攫取的利益价值，L是CEO从拥有一个忠诚的组织成员那里获得的收益，可理解为“正当性”（legitimacy），c是组织成员的呼吁成本。假设c, L > 0。

首先，CEO有不同类型：（1）L＞1，此时CEO从组织成员身上获得的正当性收益比其政策从组织成员那里攫取的利益还要大，说明CEO比起对组织成员的掠夺，更重视这部分组织成员与其长久合作，这样的CEO被称为“依赖型”（dependent）；（2）L≤1，此时CEO则会偏向于重视从组织成员手中得利，即使这部分组织成员对CEO失去忠诚也要贯彻该行动，这样的CEO被称为“自主型”（autonomous）。需要指出的时，“自主型”和“依赖型”一般是相对且特定的概念，根据群体和CEO的类型而定，比如一个CEO可能更主要倚靠组织财务（物质）资本家成员而非人力资本家成员的支持，那么可以说这个CEO对财务（物质）资本家群体是“依赖型”，但对人力资本家群体是“自主型的”；不同的层级的CEO与最高CEO对同一个组织成员群体也会采取不同的态度。

第二，组织成员也有不同的类型：（1）E＞0，这部分组织成员的退出行为是有收益的，所以就会有退出的可能性，因而被称为具有“可信退出威胁”（credible exit threat）的；（2）E≤0，这部分组织成员则相反，退出不但不对他们有利反而可能有害，那么便是不具备“可信退出威胁”的。

第三，组织成员还会面临两种不同情境：（1）E≤1—c，此时如果组织成员采取“呼吁”且能得到CEO积极回应的话，其所获收益要大于直接退出的收益，这是我们说“呼吁是现实的选项”（voice is a realistic option）；（2）E＞1—c，则说明对于组织成员来说，“退出”的收益是如此诱人，以至于即使“呼吁”管用，他们也不想再使用了。

根据上述情况，最终可得到四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

由图中所示均衡结果，可以做出如下推论：

第一，E2和E3告诉我们，只有在组织成员具有可信退出威胁，以及CEO对这部分组织成员是依赖型的时候，CEO才会对其呼吁作出回应。也就是说，与经典产业组织理论观点不同，光有退出的威胁还不够，需要论证CEO的存续是否倚靠这部分人。一个依赖型CEO之所以会积极回应，只是因为它知道如果忽视这部分组织成员的呼吁，他们就会选择退出。可以说，呼吁的有效性取决于退出威胁的可信度以及CEO对组织成员的依赖度，而呼吁的现实性则进一步取决于其有效性和退出的“诱人度”。

第二，E1和E4告诉我们，一旦组织成员不具有可信退出威胁，他们就容易成为既得利益的牺牲品，此时无论他们怎么做，CEO都会倾向于忽视他们的诉求。当然，这里的利益牺牲不完全是负面的，有时候CEO的行动会侵犯一部分组织成员的普遍权利，但有的时候CEO只是削减了自己一部分既得特权。因此对CEO政策的评价要结合具体情境。

第三，通过组织成员的行动来推断其类型是可能的，因为只有在组织成员具有可信退出威胁时才会选择“退出”或“呼吁”，否则他们只能回到“忠诚”；然而，通过对CEO行动的观测推断其类型则较难：若组织成员选择退出，此时CEO可能是自主型的，而组织成员预测到了其诉求会受到忽视故而退出，但当组织成员预期其退出收益或呼吁成本过大时，CEO是自主抑或依赖都无所谓了，他们都会退出；若组织成员选择忠诚，此时CEO也有可能是自主型或依赖型的，只是因为组织成员此时没有可信退出威胁，所以CEO类型无法体现出来。因而，可以说组织成员所拥有的选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采取的态度，即使是忠诚也是理性的一种表现。而赫希曼之所以在其著作中将忠诚视为不理性的，主要是因为他把组织成员境况的恶化看作随机的外生冲击。

最后，无论是CEO还是组织成员都不是同质、单一的：假设有“CEO集”G和“施压群体集”（pressure group）P，我们一般只能描述某个CEOgi∈G对某个群体pj∈P的依赖性，某个gi依赖于pj不等于任意gi均依赖于pj，倘若后者成立，则我们才可以说CEO对于组织成员群体j是依赖型的；同理，只有当所有的gi均不依赖于pj时，我们才可以说CEO 对于组织成员群体j是自主型的。

• 模型进一步拓展

假如CEO知道其依赖的群体有可信退出威胁，它是否还会推出从该群体身上攫取利益的政策？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将CEO的政策选择纳入博弈框架得到阐释。

假设CEO在最初有两个选项：掠夺（predate）和不掠夺。若CEO选择不掠夺，则CEO维持了其之于组织成员的正当性（L），而组织成员的利益（1）亦得以保持；一旦CEO选择掠夺，则前面提到的博弈也就展开了，只是在这种情况，由于涉及CEO对于是否推出政策的考量，故有理由假定一旦该政策遭到组织成员呼吁反对，则CEO的正当性会受损（cg）。据此，我们得到下面的博弈树：

注意：由于该博弈的行动顺序发生改变，因此博弈树节点的收益表示方式也改变了，现在分号左边的符号表示CEO的收益，分号右边的符号表示组织成员的收益。该博弈同样有四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

这一结果有以下含义和推广：

第一，E5和E8显示，对一个自主型CEO来说，无论其组织成员是什么类型，它都会倾向于在最开始选择掠夺。因为此时，组织成员对其忠诚与否与CEO本身的利益和存续并不是休戚相关的。

第二，E8显示，对一个依赖型CEO来说，只要其组织成员不具有可信退出威胁，它就会倾向于选择掠夺。

第三，E6和E7显示，CEO可能会内生地限制其权力，但这只有在组织成员具备可信退出威胁以及CEO对其为依赖型时才会成立。也就是说，与霍布斯式的推论与洛克的担忧不同，CEO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倾向于无限地扩张自己的权力。

第四，E6和E7显示，对于依赖于有可信退出威胁的组织成员的CEO来说，组织成员是否选择呼吁并不妨碍CEO在一开始就限制自己的权力，这种情况可以视为CEO被这部分组织成员“俘获”了。作者引用了撒切尔夫人的一句话：“Being powerful is like being a lady. If you have to tell people you are, you aren’t”，意在说明真正能对CEO产生限制的组织成员群体是那些不需要将这种影响主动表达出来的群体。

第五，这一模型可以推广到国际关系研究和比较政治研究等领域，还能部分地支持所谓结构Marxism的观点。现实中CEO之所以更偏好财务资本所有者而不是人力资本所有者，往往是因为资本比劳动流动性更强，因而更具备可信退出威胁。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CEO对大银行的救助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彰显这一点。

• 不完全信息与模型运用

既然理性的组织成员群体只有在预期其呼吁有效（即能够得到积极回应）时才会采取呼吁，但现实中我们为何能观察到组织成员发出呼吁但CEO选择忽视的情况呢？这要归咎于“不完全信息”作祟。

这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方面，组织成员之于CEO存在不完全信息，CEO可能不知道组织成员是否具有可信退出威胁，此时，一个依赖型CEO往往倾向于假定组织成员具有可信退出威胁，因而适当限制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CEO之于组织成员也存在不完全信息，组织成员可能不知道CEO究竟是依赖型还是自主型。如果CEO是自主型而组织成员将其当作依赖型，那么就会出现组织成员呼吁、CEO忽视的情况；如果CEO是依赖型而组织成员将其当作自主型，那么就会出现组织成员不表达诉求而是直接退出的情况。总的来说，不完全信息更有可能对组织成员有利，因为组织成员可以利用其情况的不透明性对CEO施加压力。

最后，该模型运用于现实中不同情景问题的解析，可以得出了一系列有趣的推论。全世界之所以出现许多在经济发展后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国家，是因为经济发展会带来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其经济力量的壮大使得G日益依赖他们的投资和缴税，但这部分组织成员所拥有的资产多为动产形式，这使得他们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因而比那些束缚在土地上的贵族或地主更具备可信退出威胁，此时G便倾向于同他们达成妥协。与经济现代化相反，“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问题则体现了以资源这样的不动产作为经济基础的G一旦掌控资源所有权，便具备了很高的自主性——决定资源诅咒的不在于供给侧的“资源丰裕度”（abundance），而在于需求侧上CEO对资源的“依赖度”（dependence）。

书匠编辑结语

基于书匠关于组织行为学的“三位一体”理论架构——组织行为学由组织经济行为、组织社会行为与组织政治行为三维理论耦合而成，而非由心理学传统沿袭而来、逻辑不自洽理论不周延的“个体行为-群体行为-组织行为”三层架构说——专门聚焦于组织行为互动博弈“非对称关系”（也即“权力”关系）的“组织政治行为”及其规律性，是组织行为学需要聚焦研究的三大理论对象及现实问题之一。

赫希曼模型及其一系列扩展模型，包括这里所介绍的克拉克扩展模型，贯彻和丰富了包括国家政府组织在内所有组织政治行为者（组织CEO及成员）的理性观，并探讨了其各种不同形式，较好地覆盖了现实非对称互动博弈的多样性，便于我们理解CEO与组织成员的每一次行动背后的利益考量。

当然，这样的数理形式化模型只是聚焦于给定社会情境下的政治互动行为，无法对社会情境本身进行结构性的解释，比如某个社会中的组织成员为何不具备退出选项，或者当CEO欲限制组织成员的退出选项时这种限制本身能否作为一种“掠夺”被纳入同一个模型中；此外，模型把全部精力放在CEO—组织成员关系上，也意识到了CEO和组织成员自身内部有其异质性，但却自始至终没有讨论CEO间关系和组织成员群体间关系。不过，出于模型的简化考量，以上复杂的问题之于模型本身的次要性是可以理解的。

主要参考文献：唐世平《传奇学者阿尔伯特• 赫希曼》，政治经济学新时空公众号 2022-11-10 07:51；原载2022年10月20日《南方周末》；钟劭之《NHPE 评介 | 退出、呼吁与忠诚：一个政治模型》，政治经济学新时空公众号 2022-09-26 12:48；《赫希曼的学思之旅 痴迷于变革与进步》，搜狐网2015-09-12 02:41https://www.sohu.com/a/31549849_114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