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按：此文乃微友分享，作者/现广西师大教授，原作写于2004-06，读后感到“情真意切”，很多情愫“感同身受”，作为同行还有某种“灵犀之通”；文本及题目为书匠编辑后所加，征得作者同意转载。

根正苗红学党史，科举逆袭遇树人

•  写在前面

来湖北大学已整整八年了，但我在法学院以至在政教系里，可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常常被人忽视的小人物——这当然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正因为如此，我时常被某院领导和一些同事问及“你本科在什么学校上的”诸如此类的问题，这无疑说明他们对我的基本情况知之甚少，我因此意欲采用“借他人的酒杯，浇心中之块垒”的手法，尽我所能，简略地书写我三十多年所经历的屈辱、挣扎、逃亡和奋斗的历史。

但是，在提笔的那一刻，我深深陷入犹如当年鲁迅先生样的困境，痛感语言的“不中用”，文字的苍白乏力，它们似乎永远无法叙述出我内心深处蕴藏的复杂而深邃的情绪。我也清楚地意识到，我的自我表白并没有什么价值，但是，我还是决定写一写，——这也许是瞿秋白所说的“小布尔乔亚智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得不“发作了”，或许对我来说，这是摆脱内心痛苦与孤独的自救方法之一吧！

•  作者题记

“我是穿着老布衣，带着泥土的气味挤进了有文化生活的社会的，我不是出生在‘书香’之家，没有‘积学’。”

——胡风

“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鲁迅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鲁迅

•  学生评价

“他上课时引经述史，谈古论今，表现了在文、史、哲、政、经、法方面极高的造诣，讲课幽默风趣，引人入胜。”

——赵霞

“他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名人史’，‘人间情史’，‘批评史’，‘哲理书真实的人”。”

——马缭

“蔡老师一定是一个历尽沧桑的人，可能是年少时候吃过不少苦及童年的清贫让他过早看到世界灰暗的一面，思想叛逆独特。到今日，人到中年，更显澹泊与不羁，他总能一针见血看透事物的本质，这样的人注定是孤独的，这样的人容易冷漠，与整个世界盲目的乐观与欢快是格格不入的。”

——周刚

“蔡老师以他的热情征服着我们，他的言谈举止流露着他的成熟、老道、淳朴和幽默，他的笑脸总能让我们感到家的温暖。如果也用一句现代话来形容对蔡老师的印象，那我会说:‘热情似火、幽默风趣、平易近人’。”

——罗飞

•  根正苗红

我既非出生于声名显赫的书香门第，更非出生于食有鱼、出有车的金粉世家，而是生于一个偏僻而又贫穷落后的农民家庭里。据父亲回忆，我家世居浠水县乡下，祖宗八代都是一贫如洗的贫苦农民，所谓根正苗红是也。

父亲从小因家境贫寒而无法按时上学，一直到12岁的“高龄”才走进学堂，凭借其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勉强读完二年制的大冶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罗田县一个偏僻而封闭的大崎乡教书。几十年来，虽然教学成绩极为显著，桃李满天下，但是因其刚直不阿，不趋炎附势的性格而得罪了不少领导，故在1957年到退休这长达三十年多的时期里，他的许多同事都得到了重用、提升，甚至于原先的老部下成为他的顶头上司，而父亲却始终是一名中学校长，因此，终身郁郁不得志的父亲只能把人生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我们兄弟身上。

为了使我们长大后能出人头地，他对我们从小就严加管束，以至于到了极为苛刻甚至可以说野蛮的地步。或许得益于他的严加管教，我们兄弟四人中三人后来先后考上了名牌大学或研究院的博士生。

•  逆子霉运

从小就调皮捣乱且个性倔强的我，自然成了父亲严加惩处的首选目标，于是，扯耳，碰壁，踢腿，罚跪……也成了家常便饭，身为校长兼任科老师的父亲在教室里公开碰壁、罚跪或鞭打我也是屡见不鲜。因此，童年时期，我在父母的膝下，尚未得到一朝一夕的欢娱。

同时，富有叛逆精神的我很快为自己的顽皮而倔强的个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记得在上小学四年级左右，我因在一棵大树上玩耍时不慎从树上摔下而折断了左腿，不得不休学半年。

至今仍无法预测这次儿童时的意外事故对我一生的伤害，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在此之前，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从此一落千丈。虽然经过几年刻苦的学习，成绩有所上升，但在1982年的中考中最终还是以半分之差没有被重点中学——县一中录取，不得已上了一所普通的中学——罗田县第三中学。

•  落榜创伤

在三中，我积极要求上进，主动接受团组织的教育和培养，并于1983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年中，由于思想进步，学习优秀，工作出色，我曾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但是，由于三中的教学质量太差，六个毕业班只考上十几个学生，且其中多为往届毕业生，我在1984年的高考中不幸名落孙山。

第二年，心有不甘的我含垢忍辱，卷土重来，去县重点中学复读。这一年，我学习认真刻苦，成绩非常突出，曾在预选中名列全县第二名。但是，真是天意弄人，由于高考时或许是因精神上的压力过大而高度紧张，或许是生病的缘故，我因没有发挥正常的水平而出乎意料地落榜了。

这次高考落榜，给予我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毁灭性的打击至深且巨，其创伤至到二十年后的今天尚未完全平复。

它彻底改变了我的正常的人生航向，几乎使我“断绝人生的希望”，逼迫我不得不上了被人瞧不起的野鸡大学——罗田县电大，所谓上“电大”，“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从此我被迫走上了与同龄人完全不同的曲折而艰难的人生道路。

更为严重的是，它对我的身体健康的摧残也是毁灭性的，从此以后，我常常头痛头昏、恶心、食欲不振、夜不成寐、精神恍惚……身体很快变得虚弱不堪了，并且似乎没有恢复的希望。在此后长达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也许是我的整个后半生，我始终无法摆脱各种各样疾病，特别是精神上疾病的折磨和痛苦。

•  电大梦魇

罗田县电大是一所没有固定教师、教室、图书馆、体育馆……等等基本设备的学校——我们称之为“三无学校”：三年中，我们学校租借的房间换了三四次。至今每当我回想电大三年梦魇般的地狱生活，不禁不寒而栗，泪流满面。

“夜里我常常惊醒，不知身在何处，等到想清楚是躺在黑暗里，完全孤零零的一个人时，泪水汩汩而下，打湿了枕巾”，这是我当年痛苦和绝望的生活的真实写照。

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残酷打击和摧残已使我濒临崩溃的绝境，以至于不幸患上了严重而又似乎无法彻底根除的精神忧郁症。走笔至此，我仍然感觉到那似乎早已结痂的心灵深处的伤口被一双无形的手无情地撕裂得鲜血淋漓，痛苦不堪，不得不就此打住。（详见《三十自述》）

•  考研逆袭

三年后，我被分配到拥有四百多人的县棉织厂，而我却是该厂唯一的所谓的大学生。寂寞和孤独如一条条长长的毒蛇般日夜缠绕着我，使我“艰于呼吸视听”，于是，在令人窒息的环境下，心比天高、命如纸薄的我不甘心就此沉沦，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对于我这个出生贫寒而毫无家庭背景的农家子弟来说，考研究生——当时在我看来，似乎是摆脱目前困境的唯一抉择。

在这一信念的强烈支配下，我自觉不自觉地回到了鲁迅所写的“铁屋子”时代——被迫进入了我人生的第一个蛰伏期：如同当年鲁迅在绍兴会馆“钞古碑”那样，常常一边大把大把地吞食各种药物，一边如饥似渴地抄着各种各样的考研书籍——英语的，历史的，文学的……。举例来说吧，我全文抄写了张宪文主编的长达55万多字的《中华民国史纲》，许国璋和俞大姻主编的《英语》（1-6册）。在这不分昼夜的抄写过程中，借用鲁迅所说的话，“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是我唯一的愿望”。

工夫不负有心人，苍天有眼，1993年的夏天，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抄进”了我梦寐以求的名牌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这毫无疑问是我经历的一次从黑夜到阳光的自我拯救行动，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重要转折点。我似乎感觉一夜之间从鬼蜮沉沉的地狱升入了天堂。

•  人大党徒

人大三年，是我有生以来最愉快、最令人难忘的一段时光。在这所全国闻名的大学里，有名震中外的教授、学者，有我尊敬的导师，有相敬如宾、相濡以沫的同学，有……三年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学校举办的各种各样的学术讲座，来作讲座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李岚清；有社会知名人士，如毛泽东的秘书张玉风；有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如李强、戴逸、罗国杰；还有省部级领导干部，如深圳市委书记等等。这些知名人士的精彩演讲使我有如沐春风之感，受益匪浅。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党组织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并参加了学校举办的党校培训班，顺利完成全部学习任务。在毕业前夕，班党支部批准为预备党员，可惜的是，没有得到系党组织的最终批准。我至今仍不清楚个中原委，曾写信询问我的指导老师王钦民教授，他解释说，因系党组织工作太忙，故未来得及对我班上申请入党的三人进行足够的考察，并鼓励我说“以后还有机会。”——王老师真是一个可亲可敬的老人。总之，人大三年的读书生活对于我来说，宛如作了一个最温馨、最愉快的美梦，至今仍令人回味无穷。

•  回归楚地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作了三年美梦的我不得不再一次面临我人生中也许是最为关键的抉择——就业。我的同班同学，有的高升，有的下海，有的“赴某地候补”矣，在党史这个“平安旧战场”上，只剩下我一人“荷戟独彷徨”了。从小只知饱读“圣贤书”的我， 既害怕商场上的尔虞我诈，又经不起官宦上的云谲波诡，真正是“一为文人，便无足观”。

但是，“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所以，“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紧要了”。为了生存，我不得不进行人生中的再一次逃亡——作着“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漂泊”。1996年——这是令我终身难忘的岁月，我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北京——这个既令我留念又令我伤心的地方，心甘情愿地回到了我的家乡——武汉。

凭借着一张硕士学位和在一些人眼中还算是名牌产品的资格，来到了湖北大学，不小心混进了知识分子队伍，稀里糊涂地当上了一位教师——当时在我看来，真正是沦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乞食者”。

•  重陷囫囵

从未当过老师的我虽忝列高校教席，由于无法适应全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再一次陷入了人生的困境，被迫进入了我人生中的第二个蛰伏期——这一次，似乎没有雄起的希望。我一直以为，人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典型的生态动物，这当然包括政治上的、文化上的、社会上的、宗教上的……一旦离开了他所熟悉的环境，就很难适应。最近读到章伯钧的女公子章诒和撰写的《往事并不如烟》，其中谈到有关康有为的女公子康同璧的一段话，引起了我情感上的强烈共鸣：

“旧梦已逝，新梦不来。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她是做不出新梦的。她的处世之道，为新社会所不容。而新政权所倡导的整齐划一的生活、观念及思维方式，又把她心灵的最后一条缝儿，封没塞绝。这样的特定人物及其生存情境，不禁使我联想起中国历史上的遗民。……士大夫问题的学者说，中国历史上‘遗民多有祈死，待死，以生为死者。’”

由于种种原因，十几年前所患的且一直困扰我的精神忧郁症不失时机地再一次发作了。因此，我在湖大最初的生活，虽然也参加一些集会和活动，但更主要的是，如鲁迅先生在1927年的生活那样， 立意“不发议论，……使我的名字从社会上死去”，决定“躲进小楼成一统，那管冬夏与春秋”，我消极而又苦闷之中，“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  通灵鲁迅

鲁迅先生这个专门为“受屈辱”、“被损害者”书写的作家与我不期而遇——这也许是我终生难以摆脱的“鲁迅情结”，套用文学上的一句话来说，我不幸被“鲁化”了——而鲁迅的抗鼎之作正是一些穷人、失意者、“捣乱者”、清醒者、孤独者……不可替代的精神食粮。

五六年以来，鲁迅已经占据我的全部精神世界，我常常——不，几乎是每天，甚至于在每晚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总会鬼使神差地闯入我的心灵深处，与我进行精神上的对话和交流，常常使我昼夜不宁，神不守舍。曾经以为历尽了人世间种种的风风雨雨，看惯了多少次“庭前的花开花落”，我的心已苍老得失去了颜色，轻易不会动真感情。

但是，当我一次又一次地读到 “人死后究竟有没有魂灵”； “救救孩子”；“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赶快收敛，埋掉，拉倒”；“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时，我一次又一次地流泪了。我不仅仅是为“我”、祥林嫂、孔乙己、子君、“这样的战士”等等而流泪，更为重要的是为我们和鲁迅而流泪，因为鲁迅把中国人的卑微、苦痛、荒谬、奴隶性等等写到了极致，以致于不能不因其“丰富的痛苦”而感动。

正因为我“与鲁迅的心息息相通”，在我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卑微者中的一员。我正在经历着鲁老先生当年同样的道路，“人生的种种滋味当中，他不断地夺路而走，却又总是遇上新的穷途和歧路说得严重一点，你真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走投无路的一生”。因此，我不过四十岁，“觉得已经非常的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关心的了。”（瞿秋白《多余的话》）以至于渴望 “休息，休息，休息！”甚至“‘永久休息’的机会。” （瞿秋白《多余的话》）。

作为已上了知识分子这条“贼船”的我，多年以来，清醒地意识到“真正的知识分子永远是苦痛的”这个至理名言：“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 这种“苦痛”来源于“心事浩茫连广宇”的心灵的疲惫不堪与混乱无比，“托尔斯泰的无我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更来源于混浊而荒诞的外部世界强加于人的种种压力和紧张感，我这孱弱而多病的身躯怎么能承受着如此多精神的与肉体的折磨与苦难，我真的担心要变成一位名副其实的“狂人”了！

•  教书己任

既然是一位教师，不能不提教学方面的情况，从走上教学岗位那一天起，我始终抱着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按：指学生)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的宗旨，与人为善，尽我所能把工作搞好。

但是，多年来，我一直以为教学活动是一项极其复杂、极其深奥且难以评价的工作，对于从事教学工作不久的我来说，实在是痛感到有很多话要说，但却不知从何说起。因此，我迫不得已，只能再当一回“文钞公”——不同的是，这次可只能抄袭学生写给我的书信或作业（见文前“学生评价”）。

在一些看人，特别是一些领导看来，学生是评判老师教学质量好坏的唯一标准，他们可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也是我们心目中的上帝，万万得罪不起的。

•  继续内卷

总之，童年的忧患生活和成年后不幸的遭遇砥砺我更加勤奋的学习，凭借几分天赋、聪明才智、机缘及勤勉的精神，终于不小心混进了“有文化生活的社会”，而且可能还要继续混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的幸运，但在我看来，更是我的大大的不幸，甚至于是一场灾难。

据悉，我今年考上了武汉大学的博士生，这或许是我人生中的又一次转折——我将进行又一次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双重漂泊”。

今后，我将尽力砸碎精神上的锁链，“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奋然而前行，以不辜负爱我的人及我爱的人的殷切期望。

•  写在后面

（补充作者最新微信自述）

我命运多舛，经历坎坷跌宕，自弱冠以来，半生飘零，犹如水中浮萍，风中落叶，自罗田，而北京，而武汉，住无定所。尤为要者，与同龄诸学子迥然有别，我负笈求学之路亦坎坷不平，先中文，再政治，后历史。因此之故，我乃是一位游荡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地道边缘人，一位名副其实的“江湖独行侠”，一个肉体上与精神上的“双重漂泊汉”！

由此，我常常于人群之中感觉孤独，于阳光之下感觉寒冷，遂决意“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但正所谓“形势比人强”，受当今汹涌而至的高校教师考博大潮之裹胁与冲击，自认“平生万事甘居人后”的我身不由己，考进了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以年近四十“高龄”求学于珞珈山麓，忝列于敖文蔚先生弟子之位。

与敖先生结缘，乃我三生有幸。自1996年漂泊江城以来，敖先生之名，朋友闲谈，道路传闻，不绝于耳。其人其事，令人心折。惜无缘谋面，常引以为至憾。遥忆四年前，受友朋张泰山引见，终能与先生谋得一面。夙愿得偿，心中快慰，自不待言。先生昂藏朴莪，目光炯炯，一见即知其非常人也。自投奔于先生麾下以来，在在处处受先生耳提面命，我对先生之学问、人品、道德更为感佩不已！先生乃一位笃诚笃信的学问中人，其献身学问无上之牺牲精神，表现了我中华民族之至高道义，非心有定力，性具根基者，焉能臻此？先生对中国现代史研究之深，贡献之大，自将流芳百世，不容弟子之喋喋。尤为要者，先生待弟子之至诚至爱，虽远隔千万里，我自当永世不忘。古人云，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先生兼有此三德，岂非我中华民族之“脊梁”者乎？数十年来，我历观中外，遍结士林，诚信先生不愧为士林之楷模，我中华民族之大丈夫者。在当今这个“著书都为稻梁谋”之时代，有先生这等“埋头苦干”、 “拼命硬干”、“舍身求法”的前辈之坚守，何愁我中华学术之不兴，薪火之不传！

近年来，由于饱受没完没了的“华盖运”之纠缠，我常常“四更成眠，五更复醒，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心情之抑郁可见一斑！幸有老妻龚贵玉苦苦支撑。三年中，她除包揽全部家庭琐碎事务之外，更从精神上宽慰、勉励于我，为我遮风挡雨，使我时时生出“红袖添香夜读书”之叹！而如今，全家仍负债度日，清贫持家。身为一家之主，每念及此，我常常羞愧有加，不能自抑！小女蔡漪，冰雪聪明，尤擅长电脑之技。当电脑不听使唤或出现故障之时，我每每求救于她。她均能妙手回春，使之起死回生！亦师亦友董立仁先生，自相交以来，时时与我商量学问，处处鼓励和帮助于我。在此文的撰写过程中，他更不顾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多次降尊屈贵，访我于家，答疑解惑，当面指正文中缺陷，并在万忙之中通读全文。此种对后辈殷殷期待之深情厚谊，自当铭记于心。

要而言之，有恩师的谆谆教诲，有妻子与小女的关心与温暖，有师友的切磋与砥砺，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  百度百科

蔡双全，男，1968年8月出生，湖北罗田人，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人物经历：199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获法学硕士学位；2007年获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法学。

主要贡献：曾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武汉大学学报》、《民国档案》、《江淮论坛》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近20篇，参编《湖北抗日战争史》(副主编)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