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副题：晚清第一文字狱，清政府要抓革命党为何还得打官司？转自：常棣tandy2021-07-28 13:30；历史领域创作者：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网址链接：https://www.sohu.com/a/332260470_100103848）

一、苏报案的前因后果

清朝上下对拒法拒俄斗争的镇压，随着爱国运动向革命转化而日益加紧，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六七月间，终于在上海制造了中外瞩目的“《苏报》案”。

《苏报》原是一家以日本政府为背景的日侨报纸，1896年发刊于上海，至1898年秋，转售给中国人陈范。陈范(1860―1913)，字叔柔，号梦坡，后易名蜕，号蜕盒，湖南衡山人，寄籍江苏阳湖(今属常州)，清举人，官江西铅山知县，因报效欠丰，被贪赃的市巡抚德馨劾罢。

他愤于清朝政治腐败，想主持清议以挽救时局，便买下了《苏报》，鼓吹维新保皇。1902年冬，《苏报》首先报道了南洋公学退学风潮，随后受新型知识阶层的影响，言论日趋激烈。

1903年春节后，报馆聘爱国学社师生蔡元培、吴稚晖等七人撰写论说，并每月拿一百元补助学社经费。2月，开辟《学界风潮》专栏，推动学堂师生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很快，“革命排满”的呼号也出现于报端。3月间发表的蔡元培所作《释仇满》一文，就旨在赋予“排满”以正确的社会内容。这样，《苏报》实际上成了教育会和学社的机关报。

上海捉拿新党的交涉失败后，清朝当局不肯就此罢休；袁树勋在恩寿督促下，靠美国人福开森牵线，吕海寰、盛宣怀、伍廷芳出主意，不断与各领事谈判。

为加强袁在谈判中的地位，6月20日，两江总督魏光焘电告外务部：“查有上海创立爱国会社，招集群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诸邪说，已饬查禁密拿。”次日，清廷据魏电下旨说：“似此猖狂悖谬，形同叛逆，将为风俗人心之害。著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务将此等败类严密查孥，随时惩办。”

这道“圣旨”是镇压革命的动员令。于是，袁即以“奉旨查办”名义继续办理交涉。兼署湖广总督端方十分仇视革命，他接旨后，6月23日电魏，强调指出，《苏报》“悍谬横肆，为患非小，能设法收回自开至妙。否则，我办一事，彼发一议，害政惑人，终无了时”。端方比较懂得报纸的功用，《汉口日报》经常批评官府，端就花钱把它买下。端要魏学湖北的做法，魏干脆命令袁将查封《苏报》事一并交涉。这样，镇压之网就张得更大了。

交涉捕人的消息不断传来，可是，革命队伍中却闹起了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之间的纠纷。爱国学社成立后，影响日大，一些年青人便骄傲起来。5月24日，教育会在张园开会，有人提到“学社即教育会之一部分”，学生大哗，他们在自办的刊物《童子世界》上刊出《爱国学社之主人翁》一文，针锋相对地说：“爱国学社之主人翁谁乎?爱国学社者，爱国学社之爱国学社也。”事情越闹越僵。

6月13日晚，在学社开评议会，讨论会与社谁为主体。会上，双方言语冲突，不欢而散。蔡元培气得不愿再管事，两三天后便去了青岛。当时，蔡虽将教育会会长位置让给了黄宗仰，但仍然是上海革命人士中最有威望的人物，他一走，裂缝更无法弥补。6月19日，爱国学社社员发表《敬谢教育会》一文，宣布独立。

这种兄弟阋于墙的情况，严重削弱了应付迫在眉睫的事变的能力。督办沪案的魏光焘，原来对镇压拒俄运动无所作为，清廷狠狠斥责他“形同聋聩”，他才热心起来。接到电旨后，加派候补道俞明震赴沪，会同袁树勋办理此案。俞抵沪后，即于6月25日亲往苏报馆拜会馆主陈范，陈未出见。

次日，俞又用儿子的名义召见吴稚晖，婉劝《苏报》改变声调，还出示捉人的命令，示意吴等暂时避避风。俞的这种做法，是腐败官场办案的一种惯见手段，表面上大张旗鼓，一丝不苟；背地里暗走风声，放跑首要；这样不了了之，既可应付上司，又不使自己为难。俞敢于这样做，也反映了魏的态度。

岂知，革命党人根本不买这本帐。《苏报》照旧倡言无忌，连续发表《杀人主义》等文。6月28日，又以《是何言软》为题，揭露清廷镇压革命的电旨。6月29日，更摘刊章炳麟《驳康有为书》的精彩部分，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直刺“光绪小丑”。

然而，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租界当局开始捕人。原来，袁、俞办的交涉已告成功。起先，他们拿着“圣旨”去请求领事们签字捉拿“钦犯”，各领事不答应。后来，袁纠缠不已，有的领事便泛泛表示，如作为租界之案，在租界审理，还可以考虑。袁表示愿照此办理，领事们便同意了。英、美领事在签字时明白告诉袁，清方必须恪守这一定约：“照章，凡在租界犯案者，应在公堂定罪，在租界受罪”。

但工部局仍不同意会同捕人，魏光焘等便采用法律顾问英国人担文的主意，命袁、俞向英界会审公控告这些“钦犯”，工部局这才不得不出票拘人待讯。

二、章炳麟、邹容等七人被捕

6月29日上午，侦探、巡捕多人闯进三马路苏报馆，出示查禁“爱国会社”和《苏报》，捉拿“钱允生、陈吉甫、陈叔畴、章炳麟、邹容、龙积之、陈范七人”的牌告，当场将账房程吉甫锁去。陈范当天也在馆内，巡捕两次到馆都没有捉他，陈连夜走避。6月30日上午，探捕又往爱国学社捕人。

章炳麟仍住在社内。头一天晚上，他与吴稚晖等去苏报馆向陈范打听捕人情况，知道自己也在列。这天清早，叶瀚又来到学社劝章等“留此身以有待”，他人纷纷散去，章独然不动。巡捕拿着拘票，一一指名查问。章答道：“余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我就是!”遂被铐走。同日，陈范的儿子仲歧、钱宝仁(允生)在女学报馆被捕。四人均被押在巡捕房。章写信劝邹容、龙泽厚自动投案。龙当夜自首。邹容藏在日租界一个英国教士家中，于7月1日自投捕房。

巡捕见他年轻个子小，说：“你还是个小孩子呢，跑来干什么?”邹容指着牌告说：“我就是清朝要捉的，写《革命军》的邹容!”此前，章等五人已由巡捕房移送会审公廨到案。公审判官系英界会审委员孙士镂，陪审官为英领署翻译迪理斯。清方聘担文的助手古柏为律师，后又加聘了哈华托。博易由租界当局聘为章等的律师，后又加聘了琼斯。

章炳麟（1869—1936），浙江余杭人，原名学乘，字枚叔（以纪念汉代辞赋家枚乘），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后自认“民国遗民”。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朴学大师，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朴学等等，著述甚丰。

由于捕房和上海当局暗中做有文章，诸如错开人名、见人不捕、分日行动等，他们完全可以像陈范一样从容逃走，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表现了高尚的献身精神。章炳麟深明这场斗争的意义，立下了牺牲的决心。他进捕房不久，就写了一篇《狱中答新闻报》，反驳政敌的污蔑。他指出，此案乃是“满洲政府与汉种四万万人”的“大讼”，“吾辈数人则汉种四万万人之代表”。他们准备用自己的鲜血和头颅向社会宣示反清革命事业的正义性，这正是年轻的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革命手段登上历史舞台所需要的英雄行为。

当然，这里也应当指出，革命者还必须善于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把不愿束手就缚的人笼统地通通斥为胆怯或动摇，是不切实际的。《苏报》也不屈服，继续疾呼“革命排满”。《狱中答新闻报》一文便揭载于7月6日的报上。清朝当局一心要拔掉这眼中钉。7月6日，古柏向公廨要求封报，这本是串通好的事，审官当即允准，英领事签字。但工部局拒不执行，清方便用不派人会审他案相抵制，这样，苏报馆才于7月7日被封。名震一世的革命报纸就这样被扼杀了。

章、邹一案，若按袁树勋与领事的协定，很快可决，不外禁监数年，但这样做达不到清廷置革命党人于死地的目的。7月15日，在租界会审公廨进行第一次会讯。章炳麟、邹容等在森严的戒备下被提上公堂。古柏代表清朝政府指控《苏报》和章、邹“故意污蔑今上，诽诋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

三、审判与清廷交涉引渡

章炳麟非常藐视这种审讯，他摘引了《康有为》等八篇文章和《革命军》一书中激烈的词句作为“罪证”。他说：“噫嘻!彼自称中国政府，以中国政府控告罪人，不在他国法院，而在己所管辖最小之新衙门，真千古笑柄矣!”

面对审官，他坦然承认：《序革命军》是我所作，同时，因见康有为著书反对革命，袒护清朝，便作书驳斥。律师指书中“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章答：我只知道载活是满清人，不知所谓“圣讳”。邹容也自认：“因愤满人专制，故有《革命军》之作。”

因为章等的律师来不及准备辩护词，公廨宣布7月21日续讯。当章炳麟、邹容等被用马车送回巡捕房时，观者填巷。章炳麟在车上看到这种情景，即将两句古诗改了几个字，风趣地吟道：“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

会讯之前，7月11日，魏光焘、端方、恩寿会奏办案情况，申明“拟俟会讯后，设法解宁审办”，7月13日，清廷电旨：“仍著严饬速筹解宁惩办，勿任狡脱，以做狂悖。”这道“圣旨”否定了“步步紧逼”办法，魏光焘不得不改弦易辙，认真地从事解宁交涉。

当时，第一次会讯日期已定，只好照常。讯后，魏撤回俞明震，并给袁树勋一道命令，如果袁不能将章等交涉引渡，押往苏州惩办，便要降职问罪。7月20日，袁与美领事古纳约定次日同各领事会商。7月21日的会讯因此已无必要，所以第二次会讯一开堂，古柏即以案外另有交涉为由，请求改期会讯。会讯因此中断。

7月21日，袁树勋持南洋大臣魏光焘照会同各国驻沪领事谈判。英领事康格滑头地告诉他，这件事本可商量，但你们既找了公使，我还得向公使请示。与此同时，英、日、美三国公使也向清外务部推脱说，得等待驻沪领事报告。京、沪两地的谈判都陷于扯皮。

为了说服洋人交出“钦犯”，金鼎想了一条理由，说“革命”“是明明欲在租界外犯叛逆之罪，租界内无命可革，则此案与租界内何涉”?这种拙笨的理由当然难不住洋人。张之洞比他的亲信要高明得多，他指责租界当局侵犯中国主权，要求收回这些权利。7月21日，张之洞电端方，指示谈判要领。

因为所需维护的政益不同，也产生了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分歧。美国在中国势力较小，为便于今后扩大在华利益，它乐于示好于清朝政府。其驻沪总领事古纳秉承本国侵华方针，就利用领袖领事地位积极支持清朝对革命的镇压，极力赞成引渡。英国领事康格的态度就和古纳不一样，他始终反对引渡。康格的态度则是由于英国有其在长江中下游和上海租界的权益需加保护而产生的。工部局直接控制着租界，所以它处处与清朝当局为难，不让清朝当局插手界内之事。

清朝政府与各国使领的谈判迄无成效。在北京，法俄德美等国公使赞成引渡，但意大利公使反对。英国代办对引渡模棱两可，其驻沪领事却坚决反对。正当交涉紧张之际，在北京发生了政治犯沈荩被害的事。沈荩当过自立军右军统领，7月19日在京被捕，因西太后授意，7月31日在刑部被杖毙。8月间，消息传出，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极大愤慨。各国使领便以此为借口，拒绝引渡。

英、美政府先后训令其驻华使节不得同意交人。清廷迫于形势，只好放弃引渡的要求，于11月间由外务部与英使萨道义约定，将章、邹“免除”死罪，仍在租界会讯定判。1904年5月21日，汪懋[mào]琨会同英国副领事德为门等复讯，宣布判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罚做苦工，自到案之日起算，限满释放，驱逐出租界。“《苏报》案”至此收场。

1906年6月29日，章炳麟刑满出狱。在沪革命党人、进步人士纷纷候门欢迎，东京同盟会总部也派人来迎接他东渡。香港《中国日报》、《有所谓报》等报馆都发电慰问、致敬。当晚，章炳麟登轮赴日。

1905年4月3日，邹容因不堪黑狱的折磨，病死狱中，年仅二十岁，离出狱之期仅七十余日。他的遗体由《中外日报》馆收敛暂厝[cuò]。人们都怀疑他的死是中外反动派下的毒手，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为此特派张继回沪调查。4月5日，中国教育会为邹容开了追悼会。其后，革命志士刘三、刘东海冒着危险将灵枢运到上海县华泾乡，葬在自己的地里，人们称誉刘为“义士”。1906年7月3日，在邹容墓前建成了一座纪念碑，以表达人们对他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