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7-10）

古罗马人的姓名通常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略等于我们的名，第二部分是氏族的名称，最后部分略等于我们的姓。罗马历史上有两个人姓“塔西佗”，一个是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约55~120)，古罗马历史学家，其在罗马史学上的地位犹如修昔底德在希腊史学上的地位；另一个是马库斯•克劳狄•塔西佗(Marcus Claudius Tacitus，200~276)，罗马皇帝，275年9月25日至276年6月在位。在提到所谓“塔西佗陷阱”渊源时，有人把他们二者张冠李戴混合在了一起。

历史学家塔西佗其人其著

关于历史学家塔西佗的全名，我们目前能够确定的只有后两个部分，即克奈里乌斯•塔西陀（Cornelius Tacituos)，至于第一部分，有的史料是普布里乌斯（Publius）有的是盖乌斯（Gaius)，迄无定论。再说他的籍贯，历来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塔西佗是山南高卢(Gallia Cisalpina)或纳尔波高卢（Gallia Narbonensis）地方的人，也就是今天意大利北部或法国南部的人，这种没有为直接史料所证实但却有一定根据。“塔西陀”（Taciuts)在拉丁语里虽然有“沉默的”含义，但作为姓氏来说却只见于高卢文献并非罗马本地土著姓；再者，从塔西佗本人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熟悉高卢并且是带着依恋和同情的心情来描述这个地方的；此外，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及老师阿佩尔也都是高卢人，而在他提到岳父出生高卢马西利亚（Massillia，即今天法国的马赛）时，就特别指出这个地方的风气是希腊典雅及行省的纯朴兼有之。关于其家庭出身，克奈里乌斯虽说是著名氏族，但并不能据以判断塔西陀就一定是贵族出身，因为苏拉就曾把这个名字大量赐给被释奴隶，各国罗马史家几乎一致认为，他与其岳父及骑士一样都出身于骑士等级相当富裕家庭，他的父亲可能就是皇帝的行省财务代理官（procurator)。

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著作保存下来的有5种，其中3种是完整的短篇作品，2种是已经残缺的长篇历史著作。按写作时间以此是：《演说家对话录》（Dialogus de Oratoribus)，主要聚焦雄辩术兴衰原因以揭示了罗马文风演变及其所反映的社会风气转变，认为罗马共和时期贵族们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各种政见，那时候讲究雄辩术的文风显得明朗豪放，但帝制建立以后由于专制压迫日烈、文网日密、言论受到钳制，代之而起的则是诡辩式阿谀奉承；《阿古利可拉传》（De Vita Iulii Agricolae)，是塔西佗为其岳父写的一部传记，阿古利可拉是公元1世纪末期罗马较有作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曾于公元78年任执政官并于同年出任罗马驻不列颠总督，在任期间连年对当地居民用兵、加强了罗马对不列颠的统治，塔西佗企图以他为范例来说明“即使在暴政之下也可能存在不同流合污、不阿谀奉承的伟大人物”；《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全名为《论日耳曼人的起源、分布地区和风俗习惯》（De origine et situ Germanorum)，是现存有关古代日耳曼人社会组织、经济生活、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的最早也是最详细和最完备记载文献，在塔西佗的笔下，日耳曼人生机勃勃、富于战斗精神与当时罗马社会普遍存腐化堕落情景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本小册子极具史料价值，文艺复兴运动时期人文主义学者波吉奥、阿斯科利和塞尔蒂斯等人发现了这部著作，并将它整理出版，恩格斯后来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论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等著作就把它作为主要史料之一， 19世纪德法国围绕着阿尔萨斯和洛林归属问题发生冲突的时候双方又都把这部著作作为自己的立论根据；《历史》（Historiae），亦译作《罗马史》，全书共12卷（一说14卷），今仅存前4卷和第5卷开头部分，涉及时间范围始自公元68年尼禄之死止于公元96年图密善（Domitian)之死，内容包括整个弗拉维王朝（Flavian Dynasty)的"当代"史事，其中有许多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体裁仍是当时通行的编年体；《编年史》（Annuls），也译作《罗马编年史》，是塔西佗晚年的作品，全书共16卷，目前完整地保留下来的只有第1卷至第4卷、第11卷至第15卷，以及第5卷、第6卷和第16卷的残篇，所叙述的史事始于公元14年奥古斯都之死和提比略（Tiberius)继位止于公元68年尼禄之死，恰好与《历史》的叙事年代相衔接，包括整个克劳狄王朝的史事。在这两部历史著作里，塔西佗以史学家的眼光和洞察力，对罗马帝国初期社会状况及黑暗面作了形象描述和深刻揭露。

古代罗马的史学诞生于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早期的奠基人毕克托、老加图以及后来的撒路斯提乌斯等人把希腊史学的方法引入罗马，李维则代表了罗马史学的成熟和辉煌成就，而从李维到塔西佗，罗马的史学又产生了一次飞跃，塔西佗史学更加成熟，代表了罗马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塔西佗在西方历史学史上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抽离自我，超然物外”的客观主义写史原则，标志着西方史学在对史学本体认识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已经能够成功地从具体感性实践中抽象地概括出了历史学家应当秉持的最一般原则即"求真求实"原则，追求真实地记载历史经验和过去事实的基本目标。塔西佗生活在一个文网日密但时张时弛的政治环境里，以及共和与专制、求实与实用的思想因素此消彼长重要时期，并亲身经历了弗拉维王朝诸君主的暴政，切实感受到了思想专政的恐怖，亲眼目睹了当代罗马史学的腐败即一味地为当朝元首唱赞歌；作为共和制度的拥护者和古典史学传统的继承者，他对专制统治和歪曲历史真实的行为表现出强烈不满，因而认为史学家如果要想为子孙后代负责，那就应该摒弃个人情感、始终保持超然中立的客观立场。他在《历史》一开头就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以往帝国时期史学弊端：“人们似乎认为政治与自己无关而对政治一无所知，又因为热衷于献媚逢迎或愤恨主人经常在奴颜婢膝和切齿憎恨之间摇摆不定，故而在心目中将后代子孙便弃之不顾了……”在《编年史》一开头，塔西佗写道：“我的计划是无忿无偏、以十分超然的态度，先叙述奥古斯都统治的末期、然后写到元首提比略及其继任者的时代。”塔西佗认为"历史之最高职能就在于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作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讲究历史学对于后世的垂训教育意义，注重历史的经世致用，这是古今历史学发展过程中延续不断的传统。他认为：共和制度下的罗马公民享有高度的自由，因此他们忠勇爱国、崇尚道义，罗马才得以发展壮大；而到了帝制时期，专制统治日益加强，公民的自由受到压抑，因此人们变得唯唯诺诺、因循苟且，昔日罗马的立国精神逐渐亡丧、世风日下。他追慕罗马历史上那些建立功勋的英雄人物，痛恨那些专制君主以及宫中一群奴颜婢膝、阿谀奉承的佞臣，无情地揭露了专制政体及君主的专断、昏庸和残暴，揭露了宫廷阴谋的卑鄙和无耻，以及元老院的元老们在帝王面前摇尾乞怜、百般谄媚、极尽虚伪吹捧之能事、以求在专制统治机构中谋得一席之地的卑怯行为。塔西佗认为：当代史是对照现实的一面最好的镜子，了解它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在预见未来；同时，对于当代所发生的事情人们往往还都记忆犹新，因而更能激发起人们的思想和感情，也就便于更好地发挥史学启迪后人的功用。另外，塔西佗在描述历史人物形象时，还特别注重对历史人物的个人心理动机进行猜测和描写；在记述了必要事实之后，往往都要附上自己的看法和解释做种种心理分析。在他的著作中，既充满了对战争、内讧、陷害、背叛、贿赂等社会恶习的厌恶，同时也表现出对忠诚、友爱、坚贞、勇敢等崇高道德规范的赞扬。在塔西佗的笔下，罗马帝国上层统治者们的腐败和丑恶、人君大臣们被服儒雅而行若狗彘的伪善面目，都遭到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其深刻程度在西方史学史上可以说是前不见古人、后少有来者的，普希金曾把塔西佗的著作称作为"惩罚暴君们的鞭子"，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都把塔西佗当作反对专制制度和暴君的楷模，因而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塔西佗的著作倍受推崇。他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下所遭受到的心理压抑和痛苦太深、太重了，以致于在自己已经意识到要客观理性的史学研究中难以超脱情感的驱动，使得他陷入情感的波澜之中却不能自知和自拔；这种认识与实践、理性与情感之间的矛盾，充分说明了人的情感所拥有的巨大力量，反映出客观主义治史原则在实践上的难度。尽管如此，塔西佗提出来的客观主义治史原则，仍不失为一切严肃正直的历史学家追求的理想境界。

小塔西佗皇帝其人其事

做过几个月罗马皇帝的塔西佗，全名马库斯•克劳狄•塔西佗(Marcus Claudius Tacitus)，全称名马库斯•克劳狄•塔西佗•庇乌斯•菲利克斯•因维克图斯•奥古斯都（Macus Claudius Tacitus Pius Felix Invictus Augustus），275年9月25日至276年6月在位，曾获得“伟大的哥特征服者”的头衔。塔西佗皇帝生于公元200年意大利英特拉姆纳（今特尔尼）一个著名而古老的贵族家庭（克劳狄家族）途一路顺风：他很早就继承家业成为元老；大致在瓦勒利安时代，塔西佗第一次当选执政官，成为元老中的佼佼者，后来又与再次当选执政官；依靠家族人脉和自身努力，以及两次当选执政官的荣耀，到奥勒良统治晚期，塔西佗已成为首席元老，可以说，即便塔西佗日后没有成为皇帝其履历也足以光宗耀祖了。作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塔西佗见识了从塞维鲁王朝到三十僭主的纷乱时局，经历了多位君王的贤明与不屑，人生阅历相当丰富；他意识到自己已位及人臣，而这个位置极易受到皇帝猜忌，因此当罗马城里谣传塔西佗是皇帝的合适继位人选时，他当机立断选择退休，离开罗马回到他在坎帕尼亚巴亚宜过了两个月的闲适隐居生活。　　就在塔西佗隐居的时候，罗马皇帝奥勒良率军东征波斯，不久就传出消息称皇帝在拜占庭附近遇弑，元老院对奥勒良皇帝驾崩并不诧异，许多元老都对皇帝打击贵族扶持平民政策不满因而反而私下对奥勒良的遇刺感到高兴，军队群龙无首通信请求元老院推举新一任皇帝，元老们遂一致举荐塔西佗担任皇帝。这样，在与元老们充分协商后的275年11月，已经75岁高龄的塔西佗接受意见登上了帝位，这也是元老院最后一次履行选举皇帝的权力。

新任皇帝塔西佗接到举荐后立即赶赴罗马，他上任后第一个命令就是召集禁卫军，宣布将按惯例在新帝继位时赏赐给士兵们一大笔钱，这个命令使禁卫军士兵喜笑颜开，从而暂时化解了空位时期禁卫军不安分行为而稳固了塔西佗皇帝的地位。同时，他又宣布前任皇帝奥勒良是神明，召集画师和雕塑家为前任皇帝画像和雕塑，还特别为奥勒良建了一座金雕像和两座银雕像，金雕像置于卡庇托利乌姆的神庙前，两座银雕像则分别置于元老院和太阳神庙门前，他还下令抓捕和审判谋害奥勒良的凶手，那个挑起事端的秘书埃罗斯和一些参与阴谋的低级人员被判死刑，但参与谋害皇帝的高级军职人员则未受到很大处罚，甚至有些人若无其事地参加奥勒良的葬礼。可以看出，塔西佗对军队的控制力要远逊于奥勒良。在顺利平息了过渡时期国家的不安稳因素后，塔西佗开始实行自己的政策：（1）发布命令，没收犯罪人员的财产，充公后重新熔化铸成钱币以弥补巨大的财政支出；（2）削弱奴及被释奴地位，规定奴不得反抗和背叛主人，哪怕主人涉嫌犯罪；（3）为重整风气禁止人们穿奢侈豪华的丝绸制品，并关闭帝国境内所有豪华洗浴中心和游乐设施，宣布在恢复罗马荣光之前一律不得重新开放；（4）选举和提拔一些声誉较好的能干官员以维持内政秩序；（5）声称自己是古代伟大的同名作家塔西佗的后裔，命令记录员收集并重新誊写他伟大祖先的著作，据说他曾要求这些书记员每年必须将十份重新誊写后的史料放置于图书馆中【难怪后人会将他们二人搞混！】；（6）在宗教上放弃了奥勒良尊崇太阳神教的政策，对帝国境内众多宗教一视同仁，这其实有利于基督教的广泛传播。

不过塔西佗最令人难忘的政策，还是他恢复元老政治的举措。作为曾经的首席元老，又是被元老们集体推选而当上皇帝的塔西佗，自然要极力为元老们争利益，他一向感激元老院，认为议会才是国家法律的制订者而个人必须服从法律，并在研究古代史籍中得出结论，罗马只有恢复到昔日元老政治才能有效控制军队和内患、重整已被破坏的制度，因此他采取全面恢复元老政治举措：第一，赋予元老们举荐和选举继位者的权力，并让其中一些元老担任军队统帅和各行省的高级官员，塔西佗希望借抬升元老的地位来打压军人的飞扬跋扈；第二，规定元老们有自由行使职权的能力，有权决定执政官归属甚至连皇帝也不能干涉，据说塔西佗的同父异母弟佛洛利安曾希望获得执政官一职，但元老院以改职没有空缺为由拒绝了他的要求，塔西佗对此大加赞赏；第三，宣布元老院有对政府其它部门的监督权和处理案件的审判权，甚至连皇帝的诏书也必须有元老院的敕令才能生效。这些措施实际上使元老院获得了司法权和一部分行政权，最终目的则是使元老恢复昔日的特权地位。但时过境迁他忘记了一件事：他自己拥有现在的地位，其支持并非来自那些游手好闲的柔弱贵族，而是来自被他暂时笼络住的军队，一旦失去军队的支持所有的政令都无从下达和执行，就这决定了塔西佗政策的必然失败。

就在塔西佗在罗马实行恢复元老政策的同时，帝国东西部再一次陷入外族入侵危机之中，得到警告的塔西佗反应也很迅速，虽然已年逾古稀，但皇帝仍然坚持御驾亲征。公元276年初，塔西佗来到色雷斯组织军队反攻，他任命自己弟弟佛洛利安为禁卫军指挥官随同出征，并采取英明对策：他首先对蛮族许下诺言，表示奥勒良与他们签订的协议虽然作废，但也意味着他们可以免于出兵作为对失信的补偿，并答应给他们相应的额外赔偿；同时他又令军队严阵以待，以对付不肯服软的死硬分子。他的政策使大部分蛮族平静下来，撤回了自己的领地，他的军队又对不愿和平解决的顽固蛮族展开战斗，最终在高加索山麓附近将敌人全歼，这也使塔西佗获得了“伟大的哥特征服者”（GothicusMaximus）的头衔。然而，这只是塔西佗生命中的最后辉煌，在他统治仅仅六个月后，于公元276年6月就在小亚细亚的泰亚纳驾崩，时年76岁。关于他的死因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他任命了一个亲戚马克西米努斯为叙利亚总督，此人极其残暴、腐败因而很快就被刺杀，刺杀他的那批军官担心受到惩罚，索性也将塔西佗刺杀；另外一派学者则认为，塔西佗是因军队放纵任性而导致的焦虑缩短了寿命，最后因年事已高因病而死。但不管怎样，军队的骄横确实是塔西佗致死的主因。他一死，其所有为恢复元老统治的措施全部被废止，元老院突然展现的耀眼远景仅仅几个月后就全部破灭，恰似病人临死前的回光返照。

虽然塔西佗改革国家的措施失败了，但他本人却具有很高洁的品德：他生性简朴，不喜穿奢侈衣物，他的平时衣着和平民并无两样；他很少饮酒，即便在宴会上也只是浅尝辄止；他对吃喝并不讲究，但酷爱吃莴苣，曾为吃莴苣花费了不少钱；他不常洗澡，却喜欢打猎，平时总是花费大量时间用于读书和写作，从不浪费每一个夜晚。相比个人的简朴，他对国家的举措却很大方，他曾向国家捐赠了总价值达2.8亿巨款用于支付士兵的军饷，他保存了伟大作家塔西佗的著作，使得我们今天仍能阅读这位伟大作家的文章，他的短暂统治虽未能对罗马政局产生重要影响，但仍不失为一位为国家改革作出努力的伟-大-皇-帝，起码在个人品德方面，他丝毫不逊色于古代那些最著名君-主。

“塔西佗陷阱”之中国传说

据说，在塔西佗的著作《历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罗马皇帝尼禄死后，被选为下一任皇帝的迦尔巴下命令杀了一个造成叛乱的将领，以及另一个可能发动叛乱的将领卡皮托，而可是命令未达之前后者就已经被处决了，有些人认为卡皮托没有这样的野心，对迦尔巴皇帝的做法产生了不满。据此，塔西佗因此总结到：外界对这两次处决的反应很不好，而且，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这就是所谓“塔西佗陷阱”最初的史料来源。2007年，中国美学家潘知常自称，是他在《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2007）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塔西佗陷阱”这个说法；后来由于最高领导人引用，遂成为描述中国当下社会现象的热词，在举国上下竞相传诵。

2014年3月18日，X总在兰考考察时提出：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一时间这个说法，由于高度契合了当下这个时代的权力与权利、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关系，简直就是直至要害、一针见血，相信很多人都会“心有戚戚焉”。最高领导人提醒全党警惕“塔西佗陷阱”，实际上就相当于关于社会治理人心向背的最高指示。君不见，一些突发事件尽管事后很快平息，但随着新的事件发生，公众的旧日记忆往往会被唤起，并呈递进式的持续强化。这也表明，如何妥善处置公-共-舆-论-危-机事件，不仅关乎具体权利人合法权益与社会公平公正，也关系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设是否扎实有效。

对此，《 人民日报 》（ 2017年12月17日 05 版）还专门组织了一个整版的专家文章进行讨论，并加“编者按”指出：近来，“塔西佗陷阱”一词时常被人提及。在网络上一些公共事件的讨论中，不少人喜欢用它来阐述政府公信力问题。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被当代学者引申、演绎出来的概念，并不是政治学理论中的必然规律。怎样认清这样一个概念？怎样看待政府公信力问题？在中国应怎样着力提升政府公信力？本期观察版约请有关专家对这些问题予以解答。总览这些权威专家解答观点，——他们大多不是“中国特色学”权威专家，就是“中国马学院”学术领导——大致有这么几个意思。为了既尊重敬畏权威，又不至于被他们的陈词滥调搞晕，节省篇幅免得浪费读者时间，书匠采取“省略号+划线批阅+红字点评”的方式，对各路国学专家观点来个简要解读。

“塔西佗陷阱”国学权威解读

“用中国话语解释公信力问题”。（这是由复旦学术领导捉刀的“人-民-观-察”栏目中主题文章标题，下面跟着两个小标题，书匠我不它们当作并列观点了）其论证套路大致如是：首先承认……如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标杆，更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资源；近年来，……政府公信力不断提升；同时，随着……，社会治理等领域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挑战，给政府公信力带来更多考验；而最高指示……；实际上，无论在哪个国家，政府公信力都是需要下大力气去建设和维护的……也是正常现象。在这个问题上，近年来一个概念时常被人提起，按照现在网络上流行的理解，所谓“塔西佗陷阱”……有不少西方媒体喜欢在评论中引入这种说法，并将矛头指向政府，当然……但是任何矛盾都不可能只有一个方面，政府公信力问题也存在多种复杂因素，很多时候并不是政府尽力做好了，群众就一定会认同……在中国，执政的……与广大……有着天生的血脉联系……一经成立，就努力践行……根本宗旨。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始终注重保持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关系，这是西-方-政-党与政-府-无-法做到的。因此，在中国讨论政府公信力问题，需要立足中国实际，不能盲目运用网络术语或照搬西方政治学理论，而应当着力构建与运用中国话语。

中西方对政府与民众关系的理解不同。塔西佗所说的原意，并非只是批评当时的皇帝，也指向群众的主观好恶。……中西文化对政府的观念有很大区别。西方现代国家建立的基石是资本力量对国家机器的俘获，政府本身并不能代表全体民众的公共利益，政府实际上是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资本与政府之间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他们将政府与社会、公权与私权对立起来：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政府最大的危害是对自由的约束，同时又强调自由是一种个人本位的权利是，个人与政府之间被塑造成一种以矛盾对立为主的关系；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中国国家建构的基础是5000年的文明传承、百余年的民族解放和自强运动、近7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在中国文化中，更强调个人、社会和国家的统一性而非对立性。由于这种差异，用西方的话语来解释中国问题往往行不通。如果试图用西方政治学理论来为中国政府公信力问题寻找对策，就更会南辕北辙。……西方话语崇尚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克服腐败……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放缓，这些问题日益暴露出来。西方国家政府实际上为民众对它们的不信任付出了更高的治理成本。

构建具有说服力的中国话语。一方面，各级政府要牢固树立……思想，持续……，保障和改善……；另一方面，也要消除西方话语带来的思想混乱，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近年来涌现出不少“某某陷阱”的说法，很多本就来自西方的……，如果我们盲目加以运用，就容易造成思想混乱。在政府公信力方面，特别要走出西方政治学观念的影响，构建起具有说服力的中国话语——（1）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2）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华……；（3）系统辨析清理西方话语……认真回应群众诉求。

“陷阱”一词须慎用。当下，……特别是在网络舆论的情境中，“塔西佗陷阱”被用来描述一旦公权力失去人们的信任，不论事情做得好坏，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塔西佗原话的本意是，人们一旦对皇帝抱有一种固定的负面情感，即使皇帝做了好事，依然会被厌恶。他在这里强调的恰恰是一种主观态度，人们是否欢迎当政者、喜欢当政者成了关键因素，至于当政者行为真正的善恶反而被人们忽略了。……其实，即使是西方学者也没有创造过所谓“塔西佗陷阱”的概念。这一词语并不是西方政治学的固有理论，但反过来又被西方学者运用，谈论所谓“塔西佗陷阱”现象，在舆论上造成混乱，渲染出一种公权力已经缺乏信赖和认可的负面氛围……当然，这一说法所揭示的现象并非完全没有警示意义……我国是……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需要注意的是，在网络时代，面对各类突发事件时，各级政府应秉持积极主动的态度，及时、准确、全面公开信息，有效回应舆情……回应热点问题，应做到“四讲”：尽早讲……持续讲……准确讲……反复讲……

以人民为中心赢得信赖。信任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信任是指对他人的言说、承诺和行为持相信的态度，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结果，是一方给予另一方的信赖。政府是行使公共权力、从事公共管理的公共部门，公信力是其宝贵的执政资源。政府科学制定、有效执行公共政策，离不开公众的信任。

中国……有十足的信心和充分的能力把群众的事情办好，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这是因为……在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中，中国GCHD贯彻的是群众路线……因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看法是一个复杂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

书匠关于“塔西佗陷阱”的闲言碎语

拿死人的话套活人，拿洋属于来忽悠本土老百姓，在我们这里早已成为传统，而且是很有特色的新旧常态。书匠一向对此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如果不是今天转载一学者关于晚晴历史的文章里提到它，把我吓了一大跳出了冷汗，我是不会用一整天时间在网上百度这些破烂玩意儿的！

不要说1900年前的历史学家及小皇帝塔西佗离我们很远，就是近在眼前的西方美人与囧事我们都是坚决制止的，但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是，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组织一整版“专家权威文章”来讨论这个话题？更令人诡异的是，此事居然引诱书匠拼上老命不要斗胆弄这篇又臭又长的博文出来！……这是世道诡异、人心叵测啊！

不管塔西佗这个（或许是两个）“老洋鬼子”说没说这话、有没有这个这个意思——“一个执政者，一旦不受欢迎，他做的事不论好坏，都会招致同样的不满。”——还是别的什么意思，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个“狼来了”的寓言故事，在我们本土，连三岁孩子都听过爷爷奶奶说过的！有学者还认真考证说，孔门弟子有个小子就在《论语》中还是“四书五经”什么国学经典中说过类似意思的话，而且，说到天边这个土洋混说的“话题”，都是特别针对我们绝色国学《商君书》传授给君王秘籍时候所描述的“情景问题”，对此，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有言在先：“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其实，这也是据说美洲大陆数百年前有个林肯警示过的那句常识——你可以在所有时间欺骗部分人，也可以在部分时间欺骗所有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

历史学家塔西佗大致生活在公元一世纪后半叶至二世纪初，一生经历过至少8位罗马皇帝，年少时在罗马城一年内就曾见证了三位皇帝掉脑袋，可见当时朝政更迭的频率与血腥。如同我们的“莫言”先生，塔西佗姓“沉默”，但其实是个既能写又能说的人，名不副实形成极大反差。就连自称是其后代的老皇帝小塔西佗，都在经历七十余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后当了几天皇帝而不得好死，官场上无论沉默的不沉默的都最终归于沉默是不是宿命，但是，官场的黑暗、执政者的腐败、血流成河的宫斗，古今中外是概莫能外的！

一个人，不管是谁，是高高在上的独霸君王，还是低低在下的草根小民，只要在互动博弈中成为那个撒谎喊“狼来了”的放羊娃，到头来就会将自己掉在“陷阱”里自作死，而不管这个陷阱叫“塔西佗”还是教“商君书”，这是自不必再多瞎扯淡的！

塔西佗其阱

塔西佗写史绝对是高手，非但观察细腻，独具慧眼，而且表达技巧高超，词汇丰富，入木三分。有些短语和警句犹如格言，启人心智，被后人广为传诵。塔西佗在《历史》第一卷开篇不久，就对一个案件做了鞭辟入里的点评。一桩小故事被塔西佗归纳出一个大主题。这才给后人命名那个著名的“陷阱”留下机会。

《历史》中登场的第一位皇帝是加尔巴（Galba）。他本是西班牙行省的总督，在各地反对暴君尼禄的起义中，被各方推举为皇帝，并带兵进入罗马城。塔西佗记载，加尔巴并没有成为一位受欢迎的皇帝，却一意孤行踏上前任的不归路。他的残暴和用人不当令人民大失所望，从而失去了信任，一头跌入尚无人命名的“陷阱”。

当时发生两个情节相似的案子，一个案子的被告叫卡皮托（Capito），另一个案子的被告叫马吉尔(Macer)。因为反叛行为二人最终均被处死。这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本不足为怪。加尔巴派遣检察官侦办马吉尔一案，其反叛行为被查得一清二楚，处以极刑的司法程序完备；而卡皮托一案，却未经司法审判，就被军中上司直接处死。卡皮托之死令人吐槽，很多人相信他即便有贼心，却并无反叛行为。真相是，密谋反叛的上司见举事难以成功，便把可怜的下属卡皮托抛出来顶罪。此时的皇帝本该站出来主持公道，以正视听。不知何故，加尔巴却装聋作哑，没有对此事进行调查。这无异于认同了军中将领瞒天过海的做法。

问题来了，没人查证过，到底在卡皮托身上发生了什么，到底皇帝是不是默许了此事，于是阴谋论在坊间流传开来。据塔西佗记载，已被按司法程序定案处死的马吉尔，也被汹涌民意颠覆成一出“反转剧”。无论真相如何，人们对老马和老卡两人的死，都产生了怀疑和负面情绪。塔西佗为此感叹道：“一个执政者，一旦不受欢迎，他做的事不论好坏，都会招致同样的不满。”

人在做，天在看。加尔巴遭了报应，仅在位一年，就被一场政变送进万劫不复的陷阱。而在同一年，另外两个忙着上位称帝的人也先后被杀。这一幕幕悲剧刺激着青春年少的塔西佗，不知当时他是否亲眼目睹，但字里行间表露出了切肤之痛。显然塔西佗在告诫执政者，一旦失去民心，后果不堪设想。

其实，比塔西佗早300年就有类似的告诫。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有言在先：“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魏征谏唐太宗时，借用了这句载舟覆舟的名言。咋就没想起来叫“荀子陷阱”呢？有人质疑，塔西佗给我们留下的那句经典，叫“塔西佗预言”“塔西佗警示”似乎更妥贴。“塔西佗陷阱”的称谓用力过猛，令人费解。字典上解释陷阱是做了伪装的坑。塔西佗断然不屑干挖陷阱的脏活儿。更何况那陷阱里的埋藏，已远远超过执政者失信的单一含义。今人的领悟隐隐跑偏，是否有违老塔初衷？

本文的史料大多来自一位拉丁语爱好者的贡献。在中文语境下寻找塔西佗不是件容易事，即使上百度搜索，也只能看到寥寥数语，蛛丝马迹而已。其实我们大可不必为陷阱的称谓纠结，是否能从陷阱里打捞出塔西佗的前世今生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多少执政者站在陷阱的边沿，却浑然不知？有多少执政者已然“坐阱观天”，却乐不思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