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Ray Huang，1918~2000），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中国明史专家，以“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而闻名中外。其坎坷人生履历大致如是——

• 1918年6月25日，出生于湖南长沙福临镇金牛村，父亲黄震白曾加入同盟会任基金成员；
• 早年在家乡生活，1936年（时年18岁）毕业于长沙市第一中学，入读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1936年～1938年）；
• 后因抗战爆发辍学从军，抗战期间及战后曾担任国军下级军官十年，1940年自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后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1943年加入驻印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1944年5月曾在缅甸密支那负伤并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抗战结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1946年参加全国考试后获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并于次年毕业后任国防部参谋；
• 1950年以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的身份退伍，再度赴美国于密歇根大学攻读历史，先后获学士学位（1954年）、硕士学位（1957年）及博士学位（1964年），曾在南伊利诺伊大学任教；
• 1968～1980年任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教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 2000年1月8日，病逝于纽约上州的医院中，享年82岁。

黄仁宇从小似有学者潜质，15岁开始向当地报纸投稿，写作热忱自此从未间断，当时的《湖南日报》副刊，连续登载他写的世界名人传记，每篇都有他自己手描的人物画像；18岁考上天津南开大学，抗战开始他投笔从戎；战后负笈美国，凭在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所修的学分获密歇根大学的取录，以34岁的“高龄”从大学三年级读起，先念新闻系，后由于言语上的局限，转至历史系，1954年大学毕业，其后又在该校花了十年功夫继续攻读研究生，师从余英时先生研究“明代的漕运”问题，先后于1957年和1964年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获得学位后，黄先生曾先后在南伊利诺伊斯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任教，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年）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即现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1970年）。他曾参与英国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院长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集体研究工作，亦参与了《明代名人传》和《剑桥中国史》的写作，并回台讲学在《亚洲周刊》撰写专栏文章。

令人哭笑不得且具有戏剧性效果的是，或因多年没有新著问世，或因选课人数太少以至于发生需要亲自去学生宿舍央求学生上课凑人数这样的事，一说是因为“小地方不能容大师”、“以科研（经费）买课时给学院教学工作带来负担遭遇同事嫉恨”等一系列莫名其妙、心照不宣、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反正是于1980年在他62岁时居然被在其间从教12年的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兹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New Paltz，简称SUNY New Paltz）从正教授的职位上解聘了；而就在他被解聘后的第二年，其屡屡碰壁的《万历十五年》竟然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并由当时美国名作家厄卜代克（John Updike）于New Yorker杂志撰写书评推荐，1982/1983年该书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American Book Awards）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

据其“后生同事”、同在SUNY New Paltz任教而后离开的张翰墨先生“感同身受”揣测：黄仁宇1980年完全被解聘，而其回忆录《黄河青山》作于1980到1983年之间，也正是他失业之后志气受阻、心有郁结、在新帕尔兹这样一个小地方日夜忍受似钩芒在背般的羞辱和自责的痛苦时期——这部回忆录对于黄仁宇的人生和作品，可比《太史公自序》对于司马迁和《史记》，在托名为司马迁创作的《太史公自序》和他给待斩死囚任安写的《报任安书》的信中，黄自比于《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吕览》、《说难》、《孤愤》等伟大作品的作者，认为凡作文者“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也就是说，人生不得志，或遭受不测之遇，故不得不发，不得不作；或者如王充所言，士有才华却不得通经致禄者，才通过著述得以传名，所以在最开始，作者并不是什么荣光之事，而是被定义为遭遇不幸的人生失败者。——故此，“虽然该书写成之后屡经修改，希望去些愤懑之气，奈何一个壮志难酬、愤愤不平、时而雄辩、时而沮丧的黄仁宇形象，每隔几行辄跃然纸上，为自己的军旅生涯、学术生涯、道路的选择、作品的风格、甚至是自己的缺陷而辩护。”

1979年他离开教学岗位，专心写作，先后出版了《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史学畅销书，以“大历史观”享誉欧美汉学圈中国史学界。1982年，其《万历十五年》中文版由中华书局翻译出版，从此黄仁宇的史学著作一部接一部地在国内出版发行，几乎每本都受到热烈史学家追捧，作品普遍受到注目，从早期的英文论著，到后期的中文论著，都有不少学者撰写书评给予高度评介，以致一时间“洛阳纸贵、黄书走红”，有人还积极筹办“黄学研究会”，并申请创办《黄学研究》学术丛刊。

黄仁宇先生是欧美史学界的“异数”，致学于哈佛学派和剑桥学派之间，他“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提出高瞻远瞩贯通考察中国历史逻辑脉络的“大历史观”，以独特视角回应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在之外史学界影响深远。其导师余英时评价说：“黄仁宇的博士论文是在我的指导下写成的，他比我年长，后来是朋友关系，我不便写他。但是我要指出，他中年才读大学，发愤治中国史，用功之勤极为少见；晚年写了不少通论性的书，表现出他的史识，成一家之言。他可以说是史学界的一位‘奇侠’式的学者。”他的史学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考据的大基本原则下，尽可能让大众（尤其是让美国大学生）感兴趣并愿意去修课研读学习接受，使得学历史尤其是学中国史不再被视作畏途、使治学修史不再是象牙塔里少数几个历史学家书斋之事。按现代大史家钱穆先生关于“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观点以观之，则黄仁宇先生“欲树国民历史性格”的努力是富有成效的，功不可没；从历史观点和著作风格来看，他继承了钱穆先生“做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之大师风范。

黄仁宇回忆录《黄河青山》（Yellow River and Blue Mountains）是规模宏大的自述性个人传记，全书共有36万字篇幅，自述生平经历与学术研究经验，并具小说叙述的技巧，分“自己的浴室”与“我所付出的代价”两大部分，书前有多幅珍贵的个人及历史照片。回忆录截止到1983年，从作者早年的从军经历，到壮年时期在美国打工、求学、无所不包，可以说是一部以个人视角折射宏观传统文化走势的“大历史”，试图从检讨中国近代革命入手，并进而生发扩展开来，进而统摄解读几千年中国历史进程，由此传递他脱胎于悠久文化的壮阔史观，即便他对此文化不无批评之处。

黄仁宇在回忆录中坦白，其“大历史观”的形成，与他当年在SUNY New Paltz所处的酷似“武大郎开店”式教学科研环境以及二战结束后当时美国人看中国（包括历史与现实）的狭隘社会思潮及学术思想状况有关。当时的大陆局势，不仅让价值数以亿元计算的美援打了水漂，而且触及到了美援的正义性问题；由于作为一名前国军将士的特殊身份，在美国佬包括象牙塔里的同事教员及修课学生看来，面前这位要给他们讲授中国历史课的黄皮肤华裔教授自然就成为他们表达不满乃至愤怒的活靶子，各种直愣愣无法回避的敏感问题一个接一个扑面而来，这也由不得他不怀着某种莫名“羞耻感”而痛切反思自己所供职的国军惨遭失败之深层历史根源。

经过长期苦苦探求，他从自己的明史研究中找到了回答学生问题的灵感，他将明末治理形态看成是中国传统社会及中国通史的缩影，这就是他在《万历十五年》里抽象出来的、用“潜水艇式三明治”形象比喻来形容的一种畸形治理结构：中式传统社会由上层与下层构成而缺失中间层——上下层之间缺少同期欧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那种中层粘合剂——也就是围绕金融系统形成的一整套可以用数目字进行精准测量的社会组织机制。就是说，中国古代传统社会通过建立以突出庞大官僚集团个人品德修养为特色的价值体系来维系上下层关系，而与以数目字为中介的高度组织化运营管理方式相比，这种道德说教、通过宣扬君子节俭品质来经营皇家帝国是低效的，不足以维系整个社会上下互动的有机运转，因此无一例外最终都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失控、动乱以至于陷入长期循环往复轮回更迭的怪圈。

黄仁宇提出的“大历史观”，简单地说，就是将上述所谓“潜水艇三明治式结构”推及对秦汉以来历代王朝问题的通史研究之中，并希望以此来回答“李约瑟之谜”——为什么历史上科技的发展没有引导中国最终像西方社会那样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在黄仁宇看来，对“意识型态”（Ideology）的过度强调以及强大的“伪装能力”，让庞大官僚体系及行政管理机构将无法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变成了“美学”乃至“神学”问题，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让传统治国之道带上了一种半宗教性质的虚无色彩，也就无法形成欧美那种以金融系统为中心的数目字管理模式。

有了这样一把解释中国史问题的钥匙，黄仁宇开始对自己在SUNY New Paltz开设的中国史课程有了点信心。他认为，对于像新帕尔兹分校这样美国东部文理学院的本科学生而言，因为他们对中国历史并不熟悉，所以一定要找到一条“大历史”的线索，像一把同时能打开很多门的万能钥匙，从而提纲挈领地达到了解神秘汉学的目的。因此他为自己的课写了一本教科书《中国并不神秘》，并期望能够在美国正式出版，结果被其引以为知己的耶鲁大学教授芮沃寿（Arthur Wright）给浇了一瓢冷水：“别再固执了，Ray，这本书是没有希望的，为什么不干点别的呢？”

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黄仁宇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观点，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找到一个与欧美史比较的理论参照系，然后在如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论基础上，再加以深入研究和理论解读。

在《中国大历史》序言中，黄仁宇先生坦言，关于这“大历史”的思路，起源于给外国学生讲授中国历史的实际需要。但凡学习历史，除非深入的研究，只需求了解个大概、懂个基本的发展脉络，而不可能具体到历史中的每一个细节。学习历史如此，学习外国历史更是如此。为了这针对美国学生的特殊情况及教学需要，他不得不将中国几千年历史予以压缩，而到后来，这种从宏观视野去看待历史、不拘泥于细枝末节而是纵横交叉记录朝代更替演变并放到世界历史中去对比研究兴衰荣辱的“大历史”综合研究方法更成为作者的一种研究进路。

而且别忘了，黄仁宇先生曾参与《明代名人传》、《剑桥中国史》编撰写作，以及英国剑桥大学凯思学院院长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集体研究工作。由于这个背景，在这部黄仁宇体现其“大历史观”的《中国大历史》专著中，主要聚焦于李约瑟科学技术史视角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因为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不以道德论史，不以考据为文，纵横捭阖梳理千年历史，三言两语点破王朝利弊，尺度拿捏之处尢见黄仁宇独到的史家眼光。这部史学专著以短短20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人物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大历史”之为“大”的理由在于，作者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进路，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描述为著作的关注焦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之欢呼喝彩为能事。

在著作意图上，首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类型”，或斯宾格勒所说的“文化形态”）的状描，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这种历史著述，固然没有引经据典满篇考证那样的学理感，没有继承传统史学用以佐政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却可以使我们免除习史的价值负累，可以让我们不必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从而跳出历史“应当如是”的价值旋流，以充分满足人们习史对历史“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之个人兴趣及好奇心。

《中国大历史》中文版目录

自序：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第一章 西安与黄土地带
第二章 亚圣与始皇
第三章 土壤、风向和雨量
第四章 兵马俑的幕后
第五章 第一帝国：树立楷模
第六章 名士成为军阀
第七章 长期分裂的局面
第八章 历史向侧面进出
第九章 统一的途径
第十章 第二帝国：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第十一章 北宋：大胆的试验
第十二章 西湖与南宋
第十三章 蒙古人的插曲
第十四章 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
第十五章 晚明：一个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时代
第十六章 满洲人的作为
第十七章 1800年：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
第十八章 从鸦片战争到自强运动
第十九章 百日维新、民国成立和五四运动
第二十章 现代中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十一章 台湾、香港与澳门

李约瑟之谜：缘何中国的文明未能发展出上资本主义？为求解这个问题，黄仁宇将关注点集中在财税制度上面。

他将中国几千年发展历史分为了三段：第一段是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意识型态逐渐形成的时期，从商周发端，到秦汉、隋唐；第二段是从城市商业和国际（边境）贸易中产生了商业社会的种子，但这种子在官僚体系、自耕农经济和意识型态面前，只是发展出了服务于宫廷地主玩乐所需的奢侈品生产与商业，这一段从宋元到明清，中间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似有着搞“数目字管理”的意向，但数目字管理的条件仍未具备，因而变法必然失败；第三段是清末受到外来侵略与冲击，开始寻找强国的途径，从清末的洋务自强运动到维新变法、立宪改革，再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直到改革开放，这一波一波的革命终于推翻了封建帝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和“一个新的低层机构”；而“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institutionallinks），由此才能从上至下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黄仁宇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假设多于实践”，“以满足民间最低的期望为目的”，“乃是组织简单、效能低下的政体，既缺弹性，也欠实力”。一部二十四史，绝不是二十四姓的家谱；将一个朝代的盛衰，绕开道德评价的怪圈，而转作对一个组织结构的效率和能力的考察，黄仁宇为解读历史提供了相当精彩的角度。

古代历史上，游牧民族之所以成为中原农耕国家的心腹大患，并往往能取而代之，原因不是野蛮战胜文明这类不痛不痒的空话，而在于游牧民族结构简单、行政效率高，在有限的资源分配和作战调动方面要比老大帝国显得更有活力。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制度危机。由周公开始，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总是力图通过人为的、尽善尽美的组织方案来治理这个老大帝国，但庞大又不按专业技能分科的官僚组织，仅靠教化和纪律来控制，是注定不可能适应新时代变化的。

黄仁宇认为，在中国早期历史进程中，由于地域广大，在人口统计和土地测量的技术尚未准备妥当之际，从西周开始，就造成了一种人为的政治区分，即他称之为“间架性设计”。这种设计在秦汉以后为高度集权型社会，其立足基础是遍布全国的、均匀的农村组织，上端是同样结构均匀的、有纪律的官僚组织，这样使历朝历代以一种金字塔式权力架构放在一个庞大规模的社会基座之上，难以在短时期内用和平方式改造，它在明清时期丧失了其扩展性和开发性，走向内敛和非竞争性，也是中国在近代走向落后和遭受屈辱的历史根源。

在经济上，以小自耕农为主，所以它一直是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这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使得国家的财政资源过于分离散漫，政府实力以其能否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取粮食及人力为原则，造成经济上只有均平主义而无经理上之纵深，并且中国经济以农村中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并以之为全国的标准，是牺牲质量以争取数量，无意于国民经济多元化和商业的充分发展。作为政府本身对服务性质的组织与事业不感兴趣，更没有司法和立法的组织使经济多元化成为可能和现实。由于缺乏节省人力的动机，农具在长时期内没有显著增进仍然广泛使用；农村经济既缺乏地区间的联系，又没有各行业间的经营；政府筹措的办法，或是直接科敛，或是向下层加大压力，勒派额外捐输，增添不给报酬的工役；村民之间的遗传、婚姻、财产交割、殴斗纠纷等多由家族内部解决，虽然减轻了衙门的任务，却长期阻碍了民法的展开。北宋神宗时王安石提倡新法，企图以现代金融管制方式作为行政工具管理国事，但是当时社会发展尚未达到足以支持这项改革试验成功的程度，新法未能成功施行；到了明朝，洪武型财政过于迁就农村经济的习惯，使各地区勉强地凑合一致，背世界潮流而行，它无力扶助村镇工业和地方上的商业作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政府的中层缺乏经理能力，财政的实施缺乏强制性的管制工具，它的账目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造成技术上的困难，在执行上愈到下端就愈加松懈，结果行政效率降低，各种水利工程年久失修，贪污行为无从抑制，灾荒不能适时救济，人民铤而走险为匪为盗，使一个朝代走向灭亡。

在政治上，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就造成一种体制，缺少相互制衡机制，仅以儒教纪律来维持以儒学为做官的阶梯，其影响所及使得官者与举者之间保持恩泽关系，而将公事视为次要，在这关头，儒家习惯上重人身关系，而不严格尊重法治，易于造成整个政体的瓦解。以纪律自重的官僚体制，借重文教上的凝聚力而无意增进经理上的繁复，这样就不能用数目字管理，容易造成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使舞弊、贪污腐化和欺诈的现象相当普遍。由于官僚主义依靠社会价值作为行政的工具，因此有些权斗，原来因技术问题而产生，也要假装为道德问题。对于鸦片战争的失败，组织上的重荷与结构上的大而不当是其根本原因，不能以精神和信仰上的运作掩饰组织上的缺陷。

在文化上，儒家道德观念为它施政之不可或缺，可是以道德施政总离不开独断专行，大凡这种政体总离不开道德作护符。儒术的提倡固然使官僚组织间思想一致，也产生一种不良的影响，即读书人除了做官之外别无他业可从，造成地方政府长于说教言辞，短于经理能力。除了六经文句之外，以知识本身为目的，从未为被提倡。由于没有技术上的繁复来解决许多利害冲突，在管理千百万生灵的时候不得不假借遗传的血统，以代表社会价值的总和，这种制度极易解体、引起混乱，也暴露了这种山村文化的简陋气息。是故，以红、白、黑色的脸谱论人物反映不了历史的纵深和实际意义，是将技术上的问题当成道德化，于治史无益。

而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经济体制，因为传统社会就像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肉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阶层，两者都混同一致、缺乏个别色彩。以道德标准辅助刑法，缺乏结构上的实力以及必要的应变能力。传统社会体制基于血缘关系构成，以抽象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型态代替法律的支撑，它不能将私人财产权明确划出，更不能给予法制上的支持，从而导致无法以商业组织之原理加于国事之上、以货币作为全民管制的工具、以商业组织代替过去农业组织之体系，终于没能逐步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社会，长期摆脱不了朝代循环的怪圈和长期停滞的状况。

《中国大历史》由于从宏观出发，其架构是全局性的，偶然一些细节的错误也未必能导致整体的错误；在某些方面来说，作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视野宏阔、见解独到，还是有可取性的。

简言之，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强调背景和事件发生的众多原因的联系和因果关系。一个历史事件的出现，是经历无数先决条件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一般人也都知道事件发生是诸多原因积累的结果，但却无法去剖析，给出令人满意的认识方法；而黄仁宇先生运用高超的逻辑技巧，用他独特的研究技巧和方法，为我们展示一个恍然大悟的必然结果是如何产生的。这

黄仁宇说：“历史学家不能自由创造人物，把他们的生命小说化，以求故事精彩动人；也无法采取艺术的美学角度；也不可能展现新闻人员的当场识见，观察到历史成形的过程。但这并非说历史学家的生活就非得无聊不可，他可以用延展或压缩的时间段落，来探讨过去的事件；他可以建立一个宏观的视野，或是以许多细节来描述单一事件；他可以理出一个独立事件，或是比较不同的事件；他可以依循他笔下男主角和女主角的逻辑，呼应他们的情感，或是揭露并驳斥他们的立场；他可以称赞无名小卒，推翻既定的主题。历史学家可以是工匠、技师或思想家。”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一窥先生的“大历史观”。他从有别于传统史家以道德标准评判历史的观点分析历史，他侧重于从技术衍进的大历史角度来剖析历史，虽然他对西方和中国都进行了系统的解构，但是他论述问题的重点和中心一直是关于中国历史的阐释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对中国历史某些方面的剖析是独到的、深刻的、睿智的，体现了他深厚的学术基础和敏锐的历史洞察力。

不过，历史往往很“吊诡”，就拿黄仁宇先生自己的“个人史”来说吧——他身为美国公民，“他的归化不可谓不彻底：不但放弃了自己的国籍加入了美国籍，而且娶了美国太太，跟美国人生了孩子，作了美国人的爹，开美国车，吃美国饭，住美式洋房，用美国人使用的语言教学、工作和写作”，但即使这样，在当地美国人眼里，他仍然“不够美国”，在同行及学生看来，他身上的中国文化基因、“他的身份决定了他无法保持一个研究者应有的客观态度”；他一直倡导并学习西方的“数目字管理”并以此为标杆治史，但最终却因为没有遵守美国人设定的“数目字管理”规矩（“当时引领中国研究风气的是个案研究，讲究对数据的列表和分析，而不是像他所鼓吹的大历史，而经济史研究不能越界到思想史领域，正像明史研究不要踩元史研究的脚”）而被他所供职的SUNY New Paltz在耳顺之年毫不留情地解雇。

当然，对于黄仁宇先生及其“大历史观”，也有各种负面看法。有人认为，他对许多历史事实、当前国情的分析是欠科学的；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学识不足，而是他的“大历史观”本身使然。 

附：黄仁宇部分中文版著作列表

本文由百度搜索网络资料编辑而成，并参阅了张翰墨《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观》（转载于张翰墨 “历史与秩序 ”公众号2022-11-29 20:30 文章《黄仁宇大历史观的成功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