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天炸雷”如梦初醒

不知道“少年维特之烦恼”究竟是什么滋味，对书匠我辈来说，“潘晓困惑”确实是刻骨铭心五味杂陈的。

1980年5月份，当时作为一年级“天之骄子”大学生，正在太原处于“刚刚越过了寒冬、在春梦中备受思乡念家”的煎熬之中，突然与全国亿万青年看到《中国青年》杂志（当时发行量超过200万册，是全国青年必看或唯一能看到的期刊）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如“晴天炸雷”，如梦初醒豁然开朗，那“精神抖擞”的兴奋劲儿无以言表，或许是当代的大学生所“不可理喻”的。

“潘晓”在来信中，真诚坦率地把自己的彷徨、苦闷和思考和盘托出，历数了自己受到的教育与现实相差太远所带来的困惑，以及理想从建立到幻灭的过程，在工作中因正直遇到的阻碍，寻求友谊和爱情时遭到的背叛，在寻找人生意义时感到的茫然……最后，写道：“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最后恳求编辑同志，“我在非常苦恼的情况下给你们写了这封信，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中国青年》第五期特别加了一个很长的编者，还以醒目的标题“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开辟了专栏，将“潘晓”来信公开发表，立即在广大青年中激起了轩然大波，一场共和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民人生大讨论由此拉开序幕。

有组织策划的“时代符号”

复刊后的这本独家权威杂志，依然延续着从上世纪50年代形成的理想主义色彩，封面照旧是纯洁的蓝天下白玉兰盎然绽放、花瓣上飞舞着一只蜜蜂……然而，一九八零年那个五月，不知道有多少人不经意中翻开这个封面，猝不及防地发现他们翻开了一片电场、一滚惊雷、一声震撼——一封署名“潘晓”来信搅动了一个时代！

看到这个“五月惊雷”的潘晓来信，各地青年的来信如同洪水一般涌进编辑部。《中国青年》5月1日发行，14日就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17日上升到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到6月9日，不足一个月就收到了两万多件讨论稿。从5月号第五期开始一直到年底12月号第十二期，《中国青年》共收到6万多件来信来稿，其中有不少信稿是几十名、上百名青年联名写的，这个数字打破了解放以来报刊主题讨论来稿数量的历史记录。

投稿的人有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青年包括共青团员，也有不少成年人和老年人，还有香港、澳门和美国的来信，尤其在第八期中共编发111位作者的111份稿件。许多青年在来信中表示，自己与潘晓有着类似的遭际和心路历程，他们对长期以来流行的“假大空”说教感到厌恶，并一致认为潘晓讲的是真话，潘晓的思想反映了那代青年思想发展过程，潘晓能把探索人生意义的心里话坦率地说出来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事隔多少年之后人们才知道，当年《中国青年》编辑部为了组织这场大讨论是做了精心准备的。1978年六、七月份，《中国青年》复刊领导小组组织全社分成七路，深入到农村生产队、工厂车间及学校老师中间调查了整整一个月，最后大家围绕“现在的青年在想什么？他们有什么希望？，杂志重新与他们见面主题应该是什么？”主题主线进行归纳，认为当时青年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很明显有一种“委屈情绪”，有些“看破红尘”——十年动乱给青年们造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他们的真诚和信仰像雪崩一样被冲毁，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

在一次座谈会上，《中国青年》的女编辑马笑冬谈到，她认识了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便向她约稿；另一名女编辑马丽珍说到，北京经济学院二年级学生潘袆向她说了自己的经历和困惑，也同意了约稿。不久，黄晓菊、潘袆的稿子交来之后，编辑部就以黄晓菊的稿子为主并融合了潘袆的部分观点，由马笑冬做了最后的修改，文章作者署名以二位性命中个取一个字化名为“潘晓”，并经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同意公开发表。

在发表这封信之前，杂志社就预计将引发很大争论，但没想到反响会那么巨大。进入6月中旬后，《人民日报》首先做了报道，其后发表评论员文章称赞这一场讨论“把青年思想深处的东西端了出来，进行真正同志式的讨论，是感人至深的”，“为活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很可贵的新鲜经验”；紧接着新华社在报道中也肯定了这场争论，点评说“只有了解青年，才能帮助青年，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解决问题”，当时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领导也就此发表了讲话，从而使人生观大讨论在全国产生了更大的反响。

随即，亿万青年围绕“潘晓”关于“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伦理命题，以及“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人生感叹，进行了热烈讨论乃至争论，一场持续了半年多时间的全国范围内的“潘晓讨论——人为什么要活着？”就此引发，这被称之为“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

关志豪说：潘晓困惑“是一个符号，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一代青年对爱与激情、人生的痛苦与迷惘思索与讨论的一个象征性符号。”

史无前例的“全民人生大讨论”

这封信用沉重、幽怨、郁闷、诚挚、激愤的笔触书写了人生痛苦和创伤，今天回望那场讨论，虽然那是一场“非黑即白二元分明，浅尝辄止而不深入、结论武断匆忙收场”的讨论，但由它引发了刚刚幸运逃过浩劫的人们对历史、对现实、对人生、对未来的反省思考，使其成为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大潮中的一个标识性事件。

“这是一颗真实的、不加任何粉饰的信号弹，赤裸裸地打入生活，引起反响。”当时太原读者贺海毅的话可为贴切，信号弹既已升空，一场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随之爆发。最初的读者来信在就人生意义发言的同时，几乎都对这场讨论本身表示了强烈的感激和敬佩：“全国多少青年和潘晓一样，希冀着心灵的甘露，在渴望着点燃青春的火炬。”

除了感佩，许多读者还怀有种种疑惧。他们有的怀疑发表这封信是为了引诱青年谈出真实思想，是个“圈套”；有的替“潘晓”担忧；甚至还有为杂志担心的，认为刊发这样的文章太过大胆，弄不好要挨批评，这场讨论说不定会被“围剿”。果然，基层的许多领导对开展这场讨论进行了强行压制，甚至把这一期《中国青年》当成了禁书，还有人写信谩骂编辑部是“纵火犯”，将发表这封信上纲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编辑部也未必没有一些忐忑——6月11日出版的第6期就明显“保守”了，所发表的几篇讨论文章四平八稳地照顾各方面的观点，特别是有一篇《“为自我”又岂能“为别人”》的文章，说教味道很浓：认为由一个阶级的人生观跳到另一个阶级的人生观，公开主张“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曾见过“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先进典型，其原因就在于“为自我”与“为别人”是互相矛盾的，二者不可得兼。所谓“客观为别人”只不过是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遮羞。

与此同时，《中国青年》编辑部将6月15日编印的《〈中国青年〉读者来信摘编》直接送交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此举可以理解为寻求中宣部对“潘晓讨论”的关注和支持。6月20日，王任重批示，让编辑部“向书记处写一个情况反映”，并表态说“对潘晓的同情、支援表现了我们有许多‘助人为乐’的好青年！可以报道！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好风尚的表现！”6月18日下午，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在团中央书记处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编辑部，与编辑部负责人关志豪、王江云、郭楠柠等谈话将近3小时，不仅支持和肯定了这场讨论，还表示，希望讨论再开放一些，不要急于收场。

第8期《中国青年》以《胡乔木同志关心人生意义的讨论》为题发表了他的讲话摘要：这个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中的一个；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凡是关心青年一代成长的人都应该有兴趣。此后，编辑部可以说是完全按照这个讲话的精神来推动讨论展开的：从第7期开始，将原来每期8页的版面扩大到20页，而且发表了许多讲述自己和潘晓类似或者更悲惨经历的来稿；第8期让潘晓在杂志上再次出场，刊登了一封对讨论表示感动和感谢的《潘晓同志来信》；同时，为了使讨论“有点波澜”，第8期还发表了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赵林写的《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一文——自私首先是一种自我发现：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意识到“我”的重要意义。……历史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而人首先是个人，所以每个自觉到自我价值的人都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就是历史”。从《中国青年》第9期开始，赵林这篇文章成为继“潘晓来信”后众多来信谈论的主题。

发表于《中国青年》1980年第10期上、署名桂钢的读者来信这样肯定赵林：“以往我所接受的现成的演绎法所解不开的生活之谜，现在用你替我寻来的这把钥匙，竟是一捅便捅开了郁结于心的种种疑惑和迷惘……自我只是为了生存得更有价值，自我乃是推动社会政治的能源。”

而更多的声音是对赵林观点的驳斥，第10期上署名何乐为的读者来信最有代表性——赵文武断地宣布“说谎、欺诈、恭维、奉承是人生的真谛”，“自私是人的本质”。这就把人类经过漫长岁月艰难成长起来的一切良知、美德统统踩在脚下，把全人类（除去作者自己）推到道德的被告席上。连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江湖义气也没有了；连给乞讨者施舍的起码的同情心也没有了；更不用说董存瑞、黄继光的“正义冲动”了……

今天人们再看这封信，其中的观点似乎已不足为奇，但世事轮回、时光倒转，现如今的情形与当时多少有些“似曾相识”：大疫当前，社会正处于某种微妙节点上，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尚不明确；严管粗控受到挑战和质疑，但仍然占据着绝对地位；干涉无处不在，个人事情小到吃饭穿衣、中到夫妻打架离异、大到就业离职，可谓无孔不入……在这样的境况下，这封数千言信能够横空出世，其言论之大胆直率、其观点之前卫尖锐，对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传统人生观念之胆大妄为的挑战和颠覆，对一直被压抑自我价值的呼唤和呐喊……结果竟在全国席卷成一场思想风暴，可谓“旷世奇观”！直到当下，“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该往何处去？”依然是个未解的“天问”。

黄晓菊出场搅黄了“潘晓讨论”

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自幼与父母分开，因营养不良患上佝偻病，被送回北京的外婆家。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街道毛线厂，日常的工作是跟老爷爷老奶奶一起缠线球。在厂子里，她是最能干也最不安分的工人，早早完成自己的定额，就跑到一边跟工友聊天：如果现在让你选，你是愿意让毛主席接见你，还是看一眼演佐罗的阿兰·德龙？你说，人活着是为什么呀？难道就一辈子这么织下去，扎下去？工友们爱黄晓菊的快言快语，可又觉得她“有病”，领导更是反感。

当时，北京经济学院二年级学生潘祎，也有与黄晓菊相似的家庭经历：他的父母支援三线去了青海，把他寄居在北京亲戚家。长期的孤独和亲情的缺失让他性格变得孤僻乖张；1978年，潘祎考入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在大学里，他的情绪越来越恶化，“上了大学又怎么样？于如此的环境会有什么前途？这样杳渺昏暗生不如死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是也？”极度的绝望中，他在黑暗一片的学校操场喝下了一瓶深棕黄色的浓缩来苏水，幸被抢救回来。

不久，黄、潘的稿子分别交到编辑部，编辑认为潘祎的不能用，但其中一些语言和观点可供参考，而黄晓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分为“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四部分，基本可用。后来编辑部将这两篇稿子交给马笑冬，由她执笔做最后的修改。

过于最后见刊的那封信，马丽珍这样评价：“它实际上是一份思想典型材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青年思潮，而且基本是取材于黄晓菊的来稿，吸收了潘祎的一些语言，还吸收了座谈会听来的东西，说它是‘编’出来的不符合事实。但也不能因此说黄晓菊、潘祎就是‘潘晓’。‘潘晓’是个思想典型人物，不是一个真人，不能个性化。所以我当时就跟潘祎说过，在外面谁也不要说自己是‘潘晓’。”

尽管编辑部从一开始就对各新闻单位没有隐瞒过那封信的任何事实，并一直坚持认为“潘晓”只是个思想典型人物，黄晓菊并不完全就是“潘晓”，但依然挡不住那么多人想见“潘晓”的愿望。

1980年8月20日，在《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安排下，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播发了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本来是作为一个思想典型人物的“潘晓”被具体化为实实在在的黄晓菊了。虽然黄晓菊在亿万观众面前对那封信作了说明，最后的表态很“正面”也很富于哲理：“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但是，黄晓菊的这一次“出场”还是无可挽回地使“潘晓讨论”形势急转直下。

9月23日，工人日报社的内刊《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了两封关于潘晓的群众来信。第一封信题为《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写信人署名为“山西娘子关电厂宁翠荣”。这封信写道——各类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面对她的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评论、吹捧，使她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恳切希望快刹住这股风，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弊多利少，得不偿失！第二封信题为《邻居眼里的潘晓》，署名为“北京石月”。这封信先说“街坊邻居原来不知道潘晓是谁，一看电视才知道潘晓就在自己身边，先知其人，后闻其名，有反胃似的不舒服”。然后列举了黄晓菊的种种缺点，说她“打姥姥”、“不给姥姥吃饭”、“‘主观为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人’则还差得远”……

几天后，中宣部《宣传要闻》第74期转发了这两封信。9月30日，胡耀邦在这一期《宣传要闻》上作了批示：“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10月7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闻单位参加的例会上传达了胡耀邦的这个批示。于是，“‘潘晓讨论’出事了！”的消息在北京传开。

不久，新华社编印的《国内动态清样》第3028期刊登了记者徐光耀写的《北京羊毛衫五厂负责人谈“潘晓”和她的信的问世的情况》，实际上把潘晓的信说成了“完全出于《中国青年》杂志编辑之手”。这篇文章很快被总政治部转发给了全军。在11月26日召开的全国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胡对潘晓问题有此一说——“潘晓不是真潘晓，是塑造的潘晓，是两个人的信合起来的”，一些地方便据此将“潘晓讨论”简单地理解为“《中国青年》制造的一场大骗局”，从而滋长出全盘否定这场讨论的趋向。在如此被动的情况下，上级指示编辑部，要尽快收场，以免招致更多更严厉的批评。12月11日，第12期《中国青年》出刊。关于人生观讨论的版面缩减到8页，并且宣布发完本期后，群众性的笔谈讨论结束。

从第5期到第12期，《中国青年》关于“潘晓讨论”一共编发了110多位读者的110多篇稿件，有十七八万字；在讨论开展的7个月时间里，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六万多件，其中不少信稿是几十、上百青年联名写的；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由325万上涨到397万；关注和参与这场讨论的青年以千万计……在距宣布群众笔谈讨论结束3个月之后，1981年第6期《中国青年》姗姗来迟地发表了编辑部的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至此，搅动了全国青年人心的“潘晓讨论”总算有了一个正式结束。

但“潘晓讨论”仍余波翻腾——1983年12月，在距“潘晓讨论”结束近三年以后，华中工学院党委向胡等领导人送上一份题为《〈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意义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的材料，并在所附的信中称：“在这次清理精神污染中，我院党委宣传部和共青团委组织几个同志查阅了《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1980年下半年开展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发表的所有两百多篇文章，发现这场讨论散布了大量的错误观点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对青年是严重的精神污染。建议在这次清理精神污染中，必须对两青年报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这次在青年中影响很大的所谓‘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认真进行清理。”胡于12月12日在华中工学院党委的来信上这样批示：“……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平息了这场余波。

当事人被改变的多舛命运

30年后，一个名为黄晓菊的女人再次致信中国青年报谈及了自己与80后爱子的矛盾与代沟，也由此再次牵扯出“潘晓”由当时两个青年黄晓菊和潘祎名字拼合而成的“陈年旧事”。

黄晓菊的母亲是北京人，年轻的时候自愿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到包头去开拖拉机。在组织的介绍下，母亲与一位军人结婚，留在了包头。黄晓菊是家里的长女，出生时条件很艰苦，母亲奶水不够，奶粉、牛奶在当地都很缺乏，因此她自小身体就很弱，患上了黄疸型肝炎，因严重缺锌，还患上异食癖，到处吃土。为了加强营养，黄晓菊从1岁就被送到了外祖父家，后来父母又生了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本来父母打算让她过一段时间就回内蒙古去，她每年放寒暑假也都回父母家，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她已经适应了北京的环境，而且从小离开家，与父母和弟弟妹妹在感情上很生疏，也就不愿意回去了。

1972年，黄晓菊初中毕业。那届初中毕业生，1/3上高中，2/3插队，她因患有严重的关节炎而免修体育，因此没有资格上高中，也不能去插队，在家待业了两年，整天为前途而担忧。当时她一个同学的妈妈是月坛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让她把情况写下来，向组织上寻求帮助。1974年，黄晓菊被分配到了北京市第五羊毛衫厂当工人，从此干了七八年。她有了新的烦恼：难道就这样一辈子与机器打交道吗？

为排解精神上的苦闷，黄晓菊读了很多名著，比如《怎样做人，为谁活着》《简爱》《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朵夫》《呼啸山庄》等。“我在书中找到了共鸣，原来书里主人公也有和我一样的苦闷，并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因此感觉很亲切。如果一辈子只读一本书的话，那么我选择《简爱》。”《简爱》女主角对社会命运的不妥协，对自我的勇敢探索，对平等、独立爱情观念的坚守，给黄晓菊留下了终身难以磨灭的印象。通过读书，黄晓菊发现了未知的自己，自我意识逐渐觉醒。

1978年、1979年，黄晓菊参加了三里河工人俱乐部一个文学培训班，在这里遇到了李燕杰老师。李老师在课上有许多个人感悟跟学生们交流，他也不按考试大纲来提问，而是很自然地触及个人的经历，引发大家的思考。黄晓菊说：“李老师当时讲的课，我记得是‘德才学识与真善美’这个主题。他把‘德’排在第一位，然后才是‘才学识’；‘真善美’中‘真’是首要的，没有真，哪来的善和美。他当时讲的内容现在看来都很时尚、很不一般。我经常在课堂上提问题，也不局限于小说，很多都是探讨人生问题。李老师在生活中也愿意用自己的热情去影响别人、正面引导别人，这对我起到了积极的影响。直到现在，我也不太关注物质层面的东西，我的奢侈品是希望人能够懂我。”在李燕杰老师的帮助下，黄晓菊与同学祁大伟采访了诗人艾青，并将采访经过发表在《艺苑蓓蕾》杂志上。

“一夜成名”后的黄晓菊，社会活动骤然多了起来，大学生们纷纷请她参加活动，和她共同讨论费尔巴哈、萨特。厂门口每天站着陌生人，口口声声说要见“潘晓”，要和她谈人生，谈理想。这让厂里很为难。

工厂是待不下去了。她想到一个“书多，读书人多的地方”去工作，《中国青年》帮她调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但很快，她就发觉，在这里她并没有得到认可和接受，“我似乎是作为‘有越轨思想’的人被安置在出版社的主流之外，时刻被人‘关注’。我没有可以表现或发挥一下自己的可能，甚至没人可以交流，我不想只求一份工资或一个饭碗，我又开始不安心了。”黄晓菊说。

一次，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招聘图书资料员的广告，她去应聘并通过了考试。在社科院当图书管理员的黄晓菊依然“个性”，但那里的“大知识分子们”都觉得她“不太听话，喜欢自作主张，按自己认为对的办，不能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自然而然，当所里第一次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时，她第一个被解聘。

接着，比她小4岁的丈夫也离开了她。生活是现实的，生下儿子后，丈夫常问黄晓菊：“你不是‘潘晓’吗？怎么和其他妇女没两样？”生计陷入困境，她把儿子全托，下海南、去深圳自谋生路。在海南她为《海南特区报》写稿，拉广告。“我那种跟‘学问人’一起便能提升自己品质的谬想已荡然无存。”在深圳，她做过电台热线节目主持人，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做过“女佣”。

1993年，黄晓菊结束了“漂泊”生活，回到北京，做起服装生意。“我其实不是生意人，我跟他们不一样。”黄晓菊始终抵制着“已为生意人”的事实，在商多年，她甚至没有多少积蓄，“够基本生活就可以了，别人不理解，但是我心里感觉好就行，我喜欢听歌剧、喜欢美食、喜欢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有机会我还想写东西，比如在报刊上开个专栏。”

而潘祎命运，则更加坎坷。当年北京经济学院不满“思想有问题”的潘祎被塑造成全国闻名的“典型”，把他带到北京一家医院，由一位实习大夫诊断为“重型精神病”，并在潘祎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的父母签订了自动退学协议书。

1983年，在马丽珍的帮助下，潘祎在前门联社做起了装卸工。8月，全国“严打”开始，同去提货的司机拿了一块放在货场上的焊锡，并要求潘祎保密。9月，司机被抓，10月，潘祎被传讯、判刑，这一关就是3年。出狱后，他刷过瓶子，当过编务，做过发行。上世纪90年代后，他曾一度频繁跳槽，在许多公司做过广告部经理、副总、总裁助理。

20世纪90年代末，潘祎做起了自由撰稿人，在网络上取名“大侠”，发表一些关于经济方面的观点。之后又在“中华英才网”主持“老潘信箱”，专门解答求职者和职场中人的种种问题。

而处于这一漩涡中的另一个人物赵林，现在则是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也是武汉大学辩论队主教练。

“我喜欢哲学，读历史本科期间，旁听了几乎哲学系所有课程，硕士报考的就是哲学，但是由于发表在《中国青年》的那封信成了我思想‘一贯自由化’的最初证据，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哲学的神圣殿堂把我拒之门外。我为此曾一度消沉，但是顽强的自我意识和一种内在的使命感还是使我从玩世不恭中振作起来，1993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取了武汉大学的哲学博士。当年，因为参加了这个讨论，我成了学校各级领导注意的人物，也因此经常发生辩论，如果说我还有辩才，也许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

赵林作为武汉大学辩论队的主教练，曾把这支队伍带上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冠军宝座。

附录：

潘晓来信全文

编辑同志：

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还曾把保尔关于人生意义的那段著名的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上的第一页。日记本记完了，我又把它抄在第二个本上。这段话曾给我多少鼓励呀。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后来我偶然看到一本过去出的小册子《为谁活着，怎样做人》。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我开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对人生的看法：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的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种献身的激情之中，在日记里大段大段地写着光芒四射的语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着英雄的样子。

可是，我也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这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而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

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

但当时我还小，我还不能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况且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学会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世界里。可是，后来就不行了，生活的打击向我扑来。

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真是当头挨了一棒，天呵，亲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么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怎样呢？

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借助几个好同学的力量，给街道办事处写信，得到了同情，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时候，我仍然存在着对真善美的向往，也许家庭的不幸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我现在已经踏上了生活，生活还是充满诱惑力的，她在向我招手。

但是，我又一次失望了。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有人说，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爱情，只有在爱情里才能获得生命的支持力。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尽管我在外面受到打击，但我有爱情，爱情给了我安慰和幸福。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两天两夜不吃不睡。我愤怒，我烦躁，我心里堵塞得像要爆炸一样。人生呵，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你向我展示的奥秘难道就是这样！？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

如说为了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流芳百世”“遗臭万年”者并不多；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侈谈为人类？如说为吃喝玩乐，可生出来光着身子，死去带着一副皮囊，不过到世上来走了一遭，也没什么意思。

有许多人劝我何必苦思冥想，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许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人生、意义，这些字眼，不时在我脑海翻腾，仿佛脖子上套着绞索，逼我立即选择。

我求助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欧文的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读了巴尔扎克、雨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鲁迅、曹禺、巴金等人的作品。

可是，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大师们像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层地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与事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不管我沉陷在书本里还是回到现实中来，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葛郎台、涅赫留道夫式的人物。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呀，使劲地想，苦苦地想。慢慢地，我平静了，冷漠了。

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毕竟都是人哪！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伪，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

如若不然，请问所有堂皇的圣人、博识的学者、尊贵的教师、可敬的宣传家们，要是他们敢于正视自己，我敢说又有几个能逃脱为私欲而斗争这个规律呢？！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

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几乎成了我安抚自己、平复创伤的名言。我也是人。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合理的人，就像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样。我也挣工资，我也计较奖金，我也学会了奉承，学会了说假话……做着这些时，我内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尔的话，内心又平静了。

当然，我不甘心浑浑噩噩、吃喝玩乐了此一生。我有我的事业。我从小喜欢文学，尤其在历尽人生艰辛之后，我更想用文学的笔把这一切都写出来。可以说，我活着，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它——文学。

然而，似乎没有人能理解我。我在的那个厂的工人大部分是家庭妇女，年轻姑娘除了谈论烫发就是穿戴。我和他们很难有共同语言。他们说我清高，怪癖，问我是不是想独身。我不睬，我嫌他们俗气。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常使我有一种悲凉、孤独的感觉。当我感到孤独得可怕时，我就想马上加入到人们的谈笑中去；可一接近那些粗俗的谈笑，又觉得还不如躲进自己的孤独中。

我自己知道，我想写东西不是为了什么给人民做贡献，什么为了四化。我是为了自我，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我不甘心社会把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来表明我的存在。我拼命地抓住这惟一的精神支柱，就像在要把我吞没的大海里死死抓住一叶小舟。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按说，一个人有了事业，就会感到充实、快乐、有力量。可我却不是这样，好像我在受苦，在挣扎，在自己折磨自己。我处处想表现出自己是强者，可自知内里是脆弱的；我工资很低，还要买大量的书和稿纸，这使我不得不几角钱几分钱地去算计……我有时会突然想到，我干嘛非要搞什么事业，苦熬自己呢？我也是一个人，我也应该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小家庭，去做一个贤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再说，我真能写出什么来吗？就算是写出来了，几张纸片就能搅动生活，影响社会？我根本不相信。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编辑同志，我在非常苦恼的情况下给你们写了这封信。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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