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格雷伯其人其事

据2020-09-0409:11界面新闻官方帐号、优质财经领域创作者介绍：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曾是耶鲁大学的人类学学者，在即将获得终身教职时，遭到解聘。他以担任过“占领华尔街”运动组织者而闻名，但否认“我们是99%（不再忍受1%的贪婪与腐败）”的口号由自己提出；他还提出了“狗屁工作”（bullshit job）理论，让读者思考工作的意义……在本周三（9月2日），他妻子Nika Dubrovsky在推特上发文称，“世界上最好的人，我的丈夫和朋友大卫·格雷伯在威尼斯一家医院逝世。”享年59岁。

格雷伯在纽约长大，父母是自学成才的工人知识分子，父亲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母亲则是服装工人。他们住在工会资助的合租公寓里，《商业周刊》称这种成长环境里“充满了激进的政治思想”。11岁的时候，迷恋玛雅文的格雷伯把自己的研究寄给了该领域著名学者并获得了上中学的奖学金。1996年，格雷伯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1998年，他开始在耶鲁大学担任副教授，正在他想要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学术上的时候，1999年，西雅图爆发了反抗世界贸易组织的大规模示威，这让格雷伯彻底明白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他逐渐成为激进活动的组织者，定期举行集会和游行。2005年底，就在格雷伯即将获得终身教职的时候，耶鲁大学解除了合约。格雷伯提起了诉讼，认为他的政治主张是被辞退的重要原因，超过4500人签名支持他。

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登上了美国各大报纸的头版。这是一场草根群体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反应，直指美国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尤其指出最富有的1％人口主导了美国经济。那年9月12日，2000人聚集在纽约祖科蒂公园，当晚几百人没有离开，第二天依然如此。他们宣称，自己是99%。这以后，聚集者人数不断扩大。几周内，占领运动扩展到了全国。作为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大卫·格雷伯也随着这场运动而名声大噪，人们相信是他提出了“我们是99%”的口号，但他本人否认了这种说法。值得一提的是，他不仅为抗议活动奔波，把原本的小型集会变成了大型示威，还为这场运动提供了思想资源。他的《债：第一个5000年》一书指出，货币是埃及等古国或苏美尔的神职人员为更有效地收税或计算财富而创造出来的。价格概念和冷漠的市场应运而生，它们吞噬了人类社会原本拥有的一切温情脉脉，让责任和义务变成债务，欠债还钱的常识腐蚀了人类彼此关爱的本性。对此，格雷伯开出的“药方”是：免除所有国际和消费者债务。虽然认同他的主流的经济学家很少，但是，这本书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思想资源，也被《纽约时报》《法兰克福汇报》誉为“启示录”。

虽然大卫·格雷伯被看作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组织者，但他不愿意被看成是一位领袖——因为他奉行的无政府主义是不要党派、不要领袖、不提要求的。格雷伯认为，正是对无政府主义模式的信赖，才让占领运动变成了激进民主的大派对。他相信，占领运动刺激了“革命想象力的苏醒，此前，这种传统智慧早已被宣告死亡”。在2013年出版的《民主工程：一段历史，一次危机，一场运动》（The Democracy Project：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中，他给“革命”提出合理化理由，并且把无政府主义摆在叙述的中心，试图清除人们对这一思潮的鄙视和误解。中文世界的读者可以通过阅读他的《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了解相关思想。

近年来，大卫·格雷伯又因他的“狗屁工作”理论而闻名。在2018年5月由Simon Schuster出版的作品《狗屁工作：一个理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中，他把现实生活中的很多工作称为“狗屁工作”——经济学家凯恩斯早就指出，到20世纪末，技术会非常发达，一些发达国家可以实现一周15小时的工作制。然而在今天，虽然生产性工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自动化了，但工作时间并未减少，大多数劳动者依然没有闲暇追求自己想要的快乐。格雷伯说，现在有40%的工作都是“狗屁”，很多工作被制造出来巩固1%人群的利益，例如大量的金融服务和公司法务职位；另一些工作出现，只是为了让统治阶层自我感觉良好，例如一些行政助理、接待员工作。还有一些工作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人们在操劳那些“狗屁工作”而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比如深夜外卖员、宠物洗澡工等。这些不能够创造价值的“狗屁工作”被统治阶级大量制造出来，以维持社会稳定。“地狱就是一群人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完成一件他们不喜欢、也不太擅长的任务上。”在格雷伯看来，现代经济中的大量工作其实是“地狱的一种可能版本”。

或许，研究“狗屁工作”的格鲁伯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寻找到了意义——被耶鲁大学辞退以后，他一直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这期间，他不仅策划了无政府主义运动，而且在学术上成就颇丰，有多本人类学专著出版。人类学家Maurice Bloch曾这样形容他：“他的人类学理论写作十分杰出，我认为他是他那一代最杰出的人类学家。”

关于“狗屁工作”的核心论点

《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是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家 David Graeber在2013年发表的著名评论文章之扩充版，当时他的文章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一时间轰动西方世界，并收到了上百封来自全世界网友的来信，描述种种狗屁工作的痛苦，这些无数真实的案例也被收入这本书中。

他研究发现，社会中毫无意义、甚至是有害的工作占了所有工作的一半以上，这种狗屁工作到处都是，还在不断膨胀。2015年，数据分析公司YouGov对英国人的调查结果，询问他们是否认为自己的工作对世界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37%的调查对象认为没有贡献，13%的人不确定。人类无休止的工作，不仅没有创造相应的社会价值，而且折磨着从事者的心灵。工作就是高尚的社会美德枷锁，更让工作者无法敞开心扉谈真实的感受，从而陷入绝望。

Graeber认为，狗屁工作的爆炸式增长完全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凯恩斯早在19世纪30年代的预言，21世纪社会的高水准机器自动化可以取代大部分毫无价值的工作，人们一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然而，现实与凯恩斯的预言大相径庭，蔓延开来的不是自动化实现的优越，反而是自动化恐惧。他指出，统治阶层发明狗屁工作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

什么是狗屁工作？Graeber将其定义为：一种有偿就业、完全没有意义的、不必要的甚至有害的工作，连员工自己都不能为其工作的存在而正言；作为就业的前提，员工还不得不假装热爱工作；一旦这些工作突然从地球上消失，社会反而会运转地更好。

Graeber将狗屁工作归纳为以下五类：

1. 马屁型——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上级觉得自己很重要，如接待员、行政助理、门卫。

2. 打手型——他们是雇主积极的打手，巩固权贵利益的附庸，例如游说者、公司律师、电话推销员、公关。

3. 补丁型——处理本来可以完全避免的问题，比如程序员修补劣质代码、航空公司前台工作人员安抚拿不到行李的乘客。

4. 话筒型——专门写书面文件、做些放空炮的报告，例如绩效分析师、公司内部宣传员。

5. 监工型：不必要的上级，他们管理那些不需要管理就能运作得很好的人，没事儿也要找点事儿给人瞎忙活，例如中层管理人员、领导力专员。

在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私营企业运营应该高效，然而事实却全然相反，企业里充斥着苏联官僚主义式的低效。过去一个世纪里，农业、制造业和采矿业的就业人数大幅下降，但是其他领域的就业，比如管理和服务，却在大规模增长。Graeber列举了英美高校、医疗体系、企业行政人员的飞速增长而生产效率却没有提升的诸多例子。他总结说，现代经济中大量的工作，如金融、法律、咨询、人力资源和公共关系都属于多余的狗屁工作。

Graeber指出，服务岗位增长不是出于经济需要，而是为了满足「管理封建主义」（Managerial feudalism）。封建社会中的庄园主靠剥削佃农获取丰厚粮食和财富，占有太多的资源使得佃农越来越穷，这些饥饿流浪的佃农最终会攻击封建主的堡垒，引发政治危机。于是，庄园主制造了一系列细致的招聘，雇佣佃农按门铃、绣花、洗菜、洗衣服，没事也要找点事儿给底下的人忙活，拥有一大堆下人端茶送水的庄园主倍感尊严与安全。类似的，现代雇主需要安排很多的下属殷勤地服务，以显示自己身份的重要，保持社会竞争地位和权力。因此，现代组织的雇佣关系只不过是封建社会主仆关系的翻版罢了。

Graeber从人类学角度分析现代工作制的来源，现代工作制与奴隶制的本质是相通的——你的时间不属于你自己，而属于雇佣你的人。在奴隶制社会，奴隶主享有对奴隶一切（包括他的时间、身体、劳动力）的所有权，随意支配剥削。到中世纪之后，学徒制的出现使得劳动人民剥离出时间与劳动力进行贩卖，卖力不卖身，在三十多岁达到精湛的水准后可脱离师傅而自立门户。

随着资本主义与基督教新教的兴起，生产方式发生变化，工人阶级到了三十多岁也不可能自立门户，资本家需要工人更长时间的卖力，于是创造了资本主义职业道德，拉拢基督教传教士劝说工人阶级吃苦耐劳是高尚的美德，从而配合统治阶级防止闲散人员破坏社会稳定。基督新教传播着「劳动福音」 (Gospel of Labor)：人类应该像上帝创造世界一样去工作，而且人类生而有罪，必须用工作来向上帝赎罪。Graeber痛批延续至今的新教伦理是「深刻的心理暴力」 (profound psychological violence)，更是「我们集体灵魂的一道伤疤」 (a scar across our collective soul)。

Graeber认为，各类雇主创造狗屁工作是出于特殊目的，包括当今各个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及政党关心的是创造工作，而不考虑工作的质量以及是否令人满意。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拥有闲暇的人是可怕的，正应了哲学家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人一旦闲下来，就会思考人存在的意义。这让统治阶级更加恐惧，不如让这些人忙于工作，没有那么多时间反抗。、

乔治•奥威尔曾写道：「我相信，这种让无用的工作永久化的本能，说到底，就是害怕群氓。他们认为这些乌合之众是如此低级的动物，如果有空闲，就会是危险的；让他们太忙而不能思考是比较安全的。」（I believe that this instinct to perpetuate useless work is， at bottom， simply fear of the mob. The mob (the thought runs) are such low animals that they would be dangerous if they have leisure；it is safer to keep them too busy to think.）

当1%的人掌控了社会99%的资本时，创造巩固那1%的人的利益的岗位（比如大量金融服务和公司法务岗位）并赋予这些岗位无限的尊严，进而把拼命三郎的社会价值观强加给职员，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从而转移大众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衡的注意力，让他们干到死也不可能摆脱贫困陷阱。经济越是充满掠夺性质，低效和不必要的工作就越膨胀。

Graeber指出，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那些真正有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比如护士、清洁工、幼儿教师、社工等这些「关怀工作者」(caring class)，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美国经济学家Benjamin B. Lockwood 、Charles G. Nathanson 和E. Glen Weyl 研究了不同职业的社会成本与效益，得出结论：对社会最有价值的职业是医学研究员（每支付他们1美元薪水，他们就能创造9美元的价值）；对社会最没价值的是金融职员（每支付他们1美元薪水，他们就扣除社会1.8美元的价值）。学者们警示，当社会无法按真正价值分配社会财富，经济增长会停滞。

可悲的是，在英美等国家，一些真正有价值的职业甚至被社会标榜为卑劣的、拿着政府低保的寄生虫。Graeber认为，这是欧洲老牌工业国家金融危机以后不愿对富人征收税务，却一个劲地削减福利支出，维持顶层人的收入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经济和道德上的双重绑架来剥削弱势群体。

书中罗列了无数白领阶层的来信，控诉被迫从事的狗屁工作让人没有时间追求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并且陷入自我怀疑。华尔街的律师爆料没日没夜地为富人逃税起草法律文件还要不断欺骗自己做着造福世界的工作；好莱坞编剧受不了多余的官僚审稿程序而辞职；跨国企业的前台小姐每天为了总裁去公司对面一幢楼开会，填写没完没了的申请表格；纽约广告制片人每天制造完全没人看的广告，并且炮制浏览数据欺骗客户；硅谷的程序员受不了无聊地修理低级代码而辞职成了作曲家；做企业传播工作而得了重度抑郁症的年轻人辞职灵修……书中还有案例让人大跌眼镜，西班牙《世界报》爆料一个六年都没出现在办公室的公务员在家潜心研究斯宾诺莎，还成了著名的哲学专家。

Graeber引用心理学研究证明，人自从婴儿时期起就形成了只有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才会有满足感，而在他人的使唤下做不情愿的事情只会让人被无止境的抑郁吞噬。对于发达国家从小就被鼓励未来成为改变世界的中坚力量的年轻人来说，现实工作的空虚与校园时期的理想形成强烈反差，这种精神创伤是巨大的。

Graeber并没有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也不相信政策能做出任何改变，因为作者是无政府主义者。靠政策解决问题就暗示着占人口3%至5%的精英阶层拿捏的决定可以强加给任何人，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还等着别人大发慈悲，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认为，从政策层面思考社会变革是错误的，这意味着被统治的人自我假想成统治者，只会成为统治者的帮凶。

他呼吁人们必须从价值观上进行突破，不应当内化统治阶级炮制的工作哲学，而应该找到自我，从基层发起社会变革。社会也应该将时间归还给人们，每个人都拥有无限的创造力，只有在对自我时间的掌控中，人才能发挥天赋和创造力。社会应从财富取向变成价值取向，这才能真正摆脱奴役的生活，转而迈入追寻精神价值的生活。

章节内容介绍

“写给宁愿自己去做点益事的所有人。”——本书题记

书籍版本：格雷伯《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论狗屁工作的出现与劳动价值的再思》，李屹译，商周出版2019。

前言 论狗屁工作现象

本书的前身是作者在2013年写得一篇文章。文章起源于一个直觉：

“有一类工作，在圈外人眼里闲闲没事，而且每个人都不陌生：人力资源顾问、沟通协调人、公关研究员、财务策略师、商务律师，或是把时间花在给委员会充人头、而这个委员会是要检讨委员会人浮于事的那种人……那时我想，会不会这些工作真的毫无用处，而且做这些事的人都心知肚明。”（P21）

由此，格雷伯写了《论狗屁工作现象》（这篇文章的英文全文可见于：https://www.strike.coop/bullshit-jobs/，我在知乎上找到一个民间中译：https://zhuanlan.zhihu.com/p/56061232）。这篇文章基本提出了本书要讨论的全部话题。格雷伯用凯恩斯的预言开头：

凯恩斯认为生产力的进步将使人类在20世纪末实现一周只工作15个小时。但现实显然并不如此，生产力进步的结果甚至反而是工作的增加，尤其是一些特定种类的工作增加了（P24）。

许多人可能只有15个小时甚至更少真的在工作，剩下的时间都在摸鱼。但无论如何，他们得假装工作。这样违背常理和效益原则的现象显然不是“经济”能够解释，这需要从道德和政治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P25）。

同时，人们被迫假装工作，做自己不喜欢也不特别擅长的事情意味着什么？这很可能意味着一种深刻的心理暴力，工作的人们会因此饱受折磨：“如果你私底下觉得自己的工作不该存在，谈论劳动尊严未免太奢侈” （P27）。

那这个社会如何对待做有意义的工作的人呢？我们又会发现一套很奇怪的伦理态度：人越是做有意义的事情，越是为兴趣而劳动，人就愈不容易从中获得酬劳。甚至，人们会因为他的工作具有清楚又难以否认的社会价值而把怨恨的矛头指向他们（经济出现困难，人们往往最希望解雇底层的劳动者，而忘记中层管理者）（P28-29）。

 格雷伯提出，这种现象与金融资本主义密切相关。文章写出后反响热烈，一些读者寄来反馈，表达了他们经历狗屁工作的痛苦。但这种现象是否普遍呢？文章出圈后，英国的民调机构YouGov以“你的工作是否对世界做出有意义的贡献”为题进行调查，发现有37%的受访者选择了“否”（50%选是，13%不确定）。荷兰一家民调机构做了类似调查，发现选择“否”的人同样高达40%（P31）。

于是，格雷伯发问：面对这样普遍的现象，为何人们没去关注？这样看起来不合理的现象为何会出现？格雷伯先给出了自己的结论：这跟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密切相关。从直觉上来看，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结果并没有带来其宣称的经济效率的提升。除了中国与印度外，经济增长并没有加快多少；在欧美世界，年轻一代的生活甚至不如父辈（这点上中国可能也差不多——笔者吐槽）；不仅废冗的狗屁工作大量出现，一般工作也发生了废冗化。因此，格雷伯认为需要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新自由主义及其后果（P32-33），要去思考这个制度在政治和道德上意味着什么，这个制度导致的结果会使谁得利？

• 本书的目标

因此，作为一个极端矛盾的新现象，狗屁工作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让人们可以窥见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P34）。格雷伯希望通过本书达成几个目的。首先希望讨论一个务实性的问题：狗屁工作实际上是怎么发生的？其次，希望讨论一些“深邃的历史问题”：从上面时候开始，我们怎么逐渐相信创意理当伴随着痛苦？我们究竟是怎样产生一个念头，认为一个人的时间是有可能出售的？最后，撰写本书当然也有其政治目的：

“我把本书写成一直射向我们文明核心的箭，因为我们所塑造的自己，有些地方已经病入膏肓，我们迎来一个建立在工作之上的文明，为工作而工作，工作本身就有意义，甚至不求成果丰硕。我们逐渐相信，对职务淡漠、新村侥幸、不勤奋工作的男女是坏胚子，不值得获得社群的关爱或协助。我们方法心照不宣地向我们自身遭受的奴役倒戈。明知有一半的时间投身毫无意义的工作，甚至从事有碍绩效的活动（号令往往来自某个我们厌恶的人），但我们的政治反应不外乎放任仇恨化脓。”（P35）

本书的内容即会详细讨论这些问题。

第一章 狗屁工作是什么

• 从阿寇的故事讲起

本章的开头讲了一个典型的狗屁工作者“阿寇”的故事。阿寇理论上为德国军方服务，但实际上他仅被一家公司雇佣，而这家公司是德国军方的分包商的分包商的分包商（P36-38）。

具体而言，德国军方外包了IT业务，负责IT业务的公司又将后勤事务外包给一家公司，后勤公司又外包了一部分业务给阿寇所在的公司。如果一个士兵想要从一个办公室挪到隔壁再隔壁的空办公室，需要挪动电脑，那就需要经过一个及其复杂的流程。士兵需要填一份表单给IT部门（实际上是外包公司在负责），IT审核后转给自己的后勤总务部门（实际上又是一家外包公司），该公司审核完这个事宜后，再转发给阿寇所在公司的行政部门，审核通过后阿寇就获得任务，作为“技术人员”可以去处理挪动电脑的事情了：驱车百多公立到军营，把电脑拆了，搬动再组装，完成任务领钱。这一过程耗时开车时间好几小时，填约十五页文件，花费纳税人四百欧元。而其中，除了一个人是真的为军方做事，其他人都受雇于私部门。从阿寇的故事中，格雷伯提取出了狗屁工作的初步定义：“完全无谓、不必要或者有所危害，甚至连受雇者都没办法讲出这份职务凭什么存在，这种雇佣类型就叫做狗屁工作” （P39）。

随后，格雷伯对一些质疑的反驳，据此形成了最终的定义：“完全无谓、不必要或者有所危害，甚至连受雇者都没办法讲出这份职务凭什么存在，但在雇佣关系的条件下，却又觉得有必要假装其实不然，这种有支薪的雇佣类型就叫做狗屁工作”（P48）。这个定义中有三个要素。第一是受雇者本人讲不出也认为工作无意义，这是初步定义里就有的；第二是受雇者虽然知道无意义，但依然觉得有必要“瞎忙”来假装工作有意义；第三，这份工作是在在雇佣劳动下进行的。

• 回应对“狗屁工作”定义的几则批评

给出定义后，格雷伯尝试对这一定义的潜在批评做出回应。

有一种反驳相对间接。这种观点认为狗屁工作主要存在于公部门，与有效率的私有部门无关。本章开头阿寇的故事先以个案的方式表明这样的论断可能过于粗暴：正是层层外包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逻辑导致了阿寇的狗屁工作的诞生。也就是说，私有化导致了与“公部门”同样的问题（P41）。公部门有许多狗屁工作，但私部门也不遑多让，现实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私有的银行、制药厂和工程公司里有大把地花大部分时间在刷微、上网冲浪的员工。尽管私部门可能会“有所分寸”，对于明目张胆上班摸鱼的员工会施以解雇的铁拳，但并不妨碍不想被解雇的员工会继续装忙。而且，这种观点预设了私部门和公部门其实相互抵触，实际上可能公私科层组织一直以来都相互交错。如果再进一步考察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的历史，可以发现私有化进程甚至很大程度上加剧私人企业的官僚化（P55）：大量的一线蓝领工人被裁员，同时雇了一大堆各种“经理”和中层管理人员。格雷伯自己也在《规则的乌托邦》一书中发现，许多银行中的繁文缛节并非像从业者所说的那样来自政府管制，而恰恰出于银行自己的手笔。 

 当然，最直接和重要的反驳指向定义的标准：以工作者主观标准来做定义是否合适（P44）？格雷伯认为：“劳动者自己最清楚工作是否狗屁”是个值得采取的假定。一方面，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有效地客观标准来衡量工作的社会价值，尤其是将其与资本主义经济下的所谓的市场价值分开；另一方面，一般劳动者身处劳动现场，对自己和身边人的工作很有更多了解。既然没有更好地客观标准，相信在劳动第一线的工作者自己的观点也许反而更可靠一些。总之，格雷伯假定：如果吃某一行饭的一大批人私底下都相信工作不具有社会价值，你应该假定他们是对的，再继续往下走（P50）。那如果一些人确实是从事狗屁工作,但他们又确不自知，且对自己的工作的社会价值确信不疑呢？（P50）如果这种意识形态机制在发挥作用，那么格雷伯给出的标准显然会存在系统性偏误。格雷伯认为，这种偏误可能是存在的，但这种偏误可能与一般的观点相反：接受意识形态传唤的人可能集中存在于管理层。基层的劳动者会直接感受到工作的狗屁和瞎忙，管理者则因为高收入和管理身份更容易被打鸡血。

不过，格雷伯分享了一则趣事。2013年他阴差阳错地出席了一场金融界会议。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休克疗法”的设计者Jeffery Sachs异常直白地讲述了金融圈人士工作中的跋扈和对攫取金钱的痴迷（也许类似电影“华尔街之狼”——笔者吐槽）。这说明金融圈的上层也许对自己工作的负面价值心知肚明。既然如此，事情就无关乎意识形态，而是这帮人就是恶意作恶的诈骗集团（P53）。 

给出结论前，格雷伯简单区分了狗屁工作（Bullshit Job）与屎缺（Shit Job）。所谓屎缺，是指哪些脏、累，但对社会生活有极大价值和作用的工作。比如，清洁工、护理工、修理员等。格雷伯认为，狗屁工作与屎缺反映了两种看似相反的工作类型。尽管这两者压迫形式不同，但两者都是货真价实的压迫，都会对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当然，屎缺还要忍受低工资和极差的工作环境）（P54）。

最后，格雷伯还回应了一个小问题：如何对待只有部分狗屁的工作？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与狗屁工作大量滋长同时发生的，是有用工作的废冗化（bullshitization），即有用工作中行政性的工作日益增多。以下两图对比可见一斑：

尽管有用工作的废冗化导致了大量部分狗屁工作，但本书将聚焦彻底的狗屁工作（P64-66）。考察狗屁工作，我们得以觉察当今时代的怪现状：“晋身闲暇社会并非难事，一周工作二十小时也可以制度化，说不定十五小时就够了。然而，我们却发现大半的事件都耗在工作上，净做些自己觉得对世界没有影响的事，而我们共同组成的社会使我们被迫忍受这一切。”（P66）

第二章 狗屁工作有哪些？

本章主要讨论狗屁工作的类型。进行分析的资料有两个来源。一部分是格雷伯文章发出后很多网友在杂志网站和twitter上的跟帖，格雷伯下载了这些跟帖。第二部分来自于格雷伯的搜集，他在文章引发热议后，创建了一个邮箱，希望有类似经历的人可以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发送到邮箱里。格雷伯也会挑选一些进行追问和访谈。在对这些资料进行编码和分析后，格雷伯总结了狗屁工作的五种类型，具体见下表：

当然，这些狗屁工作的社会效应绝不这么简单。比如，为了给这些人提供服务又会出现一批工作岗位（虽然这些工作的性质本身不一定狗屁，比如清洁员、厨师）。此即所谓二阶狗屁工作——为狗屁工作组织服务的非狗屁工作者。再比如，很多人的工作总体上不见得狗屁，但也会发现自己的工作中出现越来越堵的类似上面5种类型的工作事务。这就是我们提到的有用工作的废冗化。以上说明，狗屁工作的起源和后果是很复杂的。不过本书并不打算，也不可能详细讨论所有问题。格雷伯是一个人类学家，他的工作是尝试理解人们的生活世界中的意义脉络。以下两章将聚焦一个狗屁工作的核心问题：人们为何明知工作缺乏效益却仍在劳动？这种劳动对人意味着什么？（P114）

第三章 为什么做狗屁工作的人经常表示不开心？

接下来的两章将探讨狗屁工作对劳动者造成的道德和心理效应，亦即格雷伯所说的精神暴力。尽管从表面上看，狗屁工作活少钱多，简直人间美事。但格雷伯确惊讶的发现，在自己搜集到的资料中这样想的人很少。许多人“困惑于自己的反应，觉得自己毫无价值，或者沮丧失志，没办法理解自己的处境会让他产生这样的感受”（P117）。因此，格雷伯希望探讨，为何人们做毫无意义的冗余会那么的不开心。当然，这需要深入思考不开心背后的信息：人是什么，人跟什么有关（p117-118）。在格雷伯看来，狗屁工作的精神暴力起源于其对人类意义感的违背，以及其中彰显出来的权力压迫。

• 狗屁工作之为被迫参与的假装游戏

首先，格雷伯从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入手。这种假设认为人总会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去行动。正是基于这项假设，我们才会觉得拿钱不做事的人应该会非常开心，因为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达成最重要的目标——钱（P134）。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理性经济人假设能解释很多事情，但这一假设也有很多难以解释的事情，比如书中提到艾瑞克的行为选择（简言之，离开了一份只拿钱不用干活的工作P118）。又比如，如果在监狱中禁止监狱里的人劳动而是只让他呆着并提供饭菜，囚犯也会饱受折磨。由此，可能需要对于人类行为的其他观点来分析这个问题。

格雷伯借鉴德国心理学家Karl Groos的游戏理论。Groos认为，婴儿首次明白自己能在世界中造成可预测的效果时，会乐不可支。他将这种快乐称之为“操之于己的快感”，认为这就是“玩”的基础（p137）。在玩/劳动的时候，运用自己的能力的行为本身就是我们的目的，这也意味着自由。这种玩无关真实或虚构，事实上我们也发明了无数种虚构的游戏，并主动参与其中来获得快乐。然而，现代的工作体制，尤其是狗屁工作则不同。劳动者需要被迫假装单纯为了工作。“如果假装游戏是人类自由最纯粹的表现，那由他人支使的的假装工作，就是欠缺自由的最纯粹表现。”（p139）因此，狗屁工作会带来精神痛苦也就不难理解了。

• 狗屁工作之为权力的赤裸展现

明确这一点之后，我们就需要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代生活充满了这种被迫假装的工作？有被迫做某件事，说明背后一定有权力。格雷伯接着从历史角度分析权力的背景：购买劳动时间再给劳动的人工资的劳动经济制度是如何形成的（p141-146）。描述这一背景后，我们可以考察转变带来的道德改观，尤其是工作纪律的形成（P142）。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怠惰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危险，因为太多闲暇意味着不稳定，意味着密谋造反的可能。但一旦购买时间的雇佣劳动出现，怠惰就不仅是危险，而且本身意味着偷窃：我购买了你的劳动时间，在这个时间段内你不干活就偷窃了我的财富。因此，作为你的工作时间的所有者，老板有权力在这个时间里面支配你。我们因此会看到很多老板理直气壮地要求“无论任务是否完成，上班时间就不能做自己的事情”，而很多人甚至内化了这种权力伦理，会因为自己在摸鱼而良心不安。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理解“假装工作”背后的权力因素了：让你假装工作同样也是老板权力赤裸裸的体现（p148）。

在这个意义上，被迫什么事都不做与被迫做毫无意义的事情本质上是一样的，都会让人感受到精神上的创伤和压抑。总结以上两条线索，格雷伯指出，从事狗屁工作就像玩一场自己没有参与设计的游戏（游戏理论的人性假设），你必须要在特定的事件内感受老板赤裸裸的权力展示（购买工作时间带来的权力支配），两者的结果就是彻底失去操之于己的快乐，而遭遇精神创伤。（p155）一些细节点：p152 人们也分别以公务员的老板自居；P155为了防止人们无所事事，发明了狗屁工作P118 艾瑞克面临的狗屁工作和道德困境： ①惯习 ②被迫诈骗（P132 学校实际上在培训学生能适应狗屁工作）

第四章 有份狗屁工作是什么体验？

第一章里，格雷伯提到狗屁工作和那些有价值但不被认可的低薪“屎缺”是形式不同两种压迫形式。压迫形式的差异导致了工作体验的差异。屎缺工作者至少知道自己确实遭受了压迫，而且工作场所里压迫对象往往很明确。狗屁工作者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遭受的挫折鲜少黑白分明，给你一份“钱多事少”的上司似乎应该和蔼可亲。这种暧昧不清的处境让人火冒三丈（P159）。本章的讨论将从这种暧昧不清开始。

• 暧昧不清和受迫假扮的心酸

服务业的情感劳动要求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内时刻“假扮”以保持特定的情感状态，导致情感劳动者的情感创伤。格雷伯认为，狗屁工作是以另一种方式造成工作者的情感创伤的：狗屁工作者的工作虽不繁重，但他们的“假装游戏”往往没有明确的规则。要做到“明明不忙却假扮很忙”其实并不容易，因为界限常常不明确，往往既不能全身心的劳动，也不能全身心的摸鱼。格雷伯认为这种暧昧不清，令人心酸苦楚的状态类似于心理学概念“脚本从缺”（scriptlessness）。（P172）用文用一段非常有感染力的语言进行了概括：

“你工作上唯一能去克服的挑战，是接受你眼前其实毫无挑战的事实。你能运用职权的手段，是发挥创意来掩盖你没办法运用职权、去管控自己已经变成寄生虫和欺世盗名之辈的事实——尽管者彻底违背你选择。”（P171）

• 操之不在己的心酸——权力环境下的压力

上一章中，格雷伯经由游戏理论分析了狗屁工作带来的“操之不在己”的痛苦。本章具体分析了这种痛苦的类型。无论怎样暧昧不清，几乎所有报道人都同意狗屁工作最恶劣之处恰恰是对工作的狗屁心理有数（p172）。知道自己的工作没有价值，是劳动者颓废和丧气，与工作本身的无聊“相映成苦”。（P174）

操之不在己也给劳动者带来压力。许多报道者都感受到，没做什么事，但人人心照不宣的办公室里高压状况特别严重。狗屁工作者的压力一部分来自与职场环境本身。格雷伯引用社会学者Lynn Chancer的观点，指出职场等微观环境有一套类似SM的权利运作逻辑。在一个相对固定阶序体系中，作为“正常人”的上下级会不自觉地投入到一种主奴关系中。下位的人使出浑身解数以寻求认可，但游戏规则使得这注定是徒劳；上位的人不断用各种方式展示权力，让下位的人认可。但这同样也是徒劳：若他确实全能、自信，展示权力的意识本不必要。

P182 关键工作确实不是游戏，里面没有真正的扮演（而是强制），下位的人也就没有结束游戏的安全词。如此，工作场所的人实则再投入不自知的无止境的SM游戏中，下位的人饱受折磨。（P183）狗屁工作意味着工作本身的无谓，因而会极大放大办公室政治中的权力游戏：处了办公室政治，狗屁工作劳动者没有其他可以参与的事情。他们难以从工作的结果中获得快乐、士气和团结感，办公室政治成为了茶壶里唯一的风暴。(P183-184)

• 社会带来的精神压力

然而，即使职场内关系融洽，社会也会给狗屁工作劳动者带来压力。格雷伯提到，社会往往会有一种“权利嘲讽”，认为一些人要求一定的权利就是混蛋（P191）。比如，老一辈人往往喜欢指责新一代人贪图享乐，不再奋斗，潜台词其实是“你们竟然有享受的权利”？同样，也会有人指责新一代对工作挑剔，会根据是否有目的感选择工作。这实际上是在指责：你也配有工作的权利？狗屁工作者则会面临更多一层的嘲讽：这些人都有高薪了，还在意工作有没有意义？也就是说，狗屁工作者即使有不满，也缺乏合适的道德论述来表达自己的痛苦。格雷伯将此成为“道德脚本从缺”带来的“不敢直陈的心酸”。

还有一种精神压力被格雷伯称为“自知在害人”的羞愧。简而言之，很多狗屁工作者“必须假装为人谋福利，却知道实情正好相反”。这尤其体现在一些宣称有公益性质的企业部门、NGO或政府部门中（P190-195）。

综上所述，“本章提及的所有工作，大概都算得上以不同得方式泯灭天良。狗屁工作通常会引发绝望、抑郁，还有自我厌弃的感受。狗屁工作是各种形式的精神暴力，戕害做人的义理” （P200）。狗屁工作破坏了人作为社会关系存在的需要，扭曲了人对自己有多少能耐影响世界的感知，因此确实是一种精神暴力。那么报道人是否有做一些抵抗呢？格雷伯收到的信息中，许多人选择了创意性的行业（从事艺术）或参与政治行动。（P202）

不过，格雷伯也认识到报道人可能会因格雷伯的政治立场而有偏误：左翼人士和无政府主义偏多。狗屁工作可能对社交媒体的繁荣贡献巨大。面对破碎、令人心酸的工作，人们更容易选择进入碎裂的互联网消费文化里摸鱼，来缓解精神暴力。（P204）换句话说，上班刷微博、逛b站是更简单的舒缓形式。能进入艺术或政治找解药的人很少，克服精神暴力确实需要一番作为。P158 有些狗屁工作有没那么糟糕P161 有一些部分人因为各种原因乐于从事狗屁工作

第五章 为什么狗屁工作大量滋长？

虽然某种形式的无谓的雇佣关系向来以某种方式伴随着我们，但近年的趋势特别明显。一方面，狗屁工作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有用工作也开始废冗化——狗屁类型的任务迅速增多。有趣的是，这种现象不仅如第三章论述的那样违背了人性假设，甚至与新自由主义改革宣称的效率挂帅原则自相矛盾（P214）。为什么号称效率挂帅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反而加剧了经济组织的废冗化呢？本章即希望探讨狗屁工作大量滋长的原因。

• 狗屁工作的大量滋长源于“服务经济的崛起”吗？

首先，格雷伯批判了“服务经济崛起说”（P216）。该观点认为，随着后工业时代来临，近年来增加的工作量主要来自于服务产业的快速扩张。这个观点似乎很有道理，数据似乎也能佐证。如下图所示：

但是，如果我们对于服务业的划分存在误区呢？格雷伯认为服务业崛起论的问题就在于此。我们一般说的第三产业，其实包含两个差异很大的部分。一部分是真正意义上的“服务业”，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各种地方的服务员们、还有医院里的护士等等。另外一部分则金融、保险、房地产等行业，这些行业的工作者多见于写字楼。有学者将他们称之为“资讯行业”。那如果我们把所谓“服务业”的这两个部分拆开，会发现什么呢？见下图：

我们会发现，那些真的提供照护服务的服务业的经济构成比例其实一直很稳定。相反，资讯行业的构成比例在不断上升。由此说来，所谓服务经济的崛起，说成是金融经济的崛起更为恰当。很多学者们都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考察资讯业的兴起，尽管角度不同，但他们都同意这与金融业的崛起密切相关（p219）。那么金融业与资讯行业的兴起与狗屁工作的兴起有何关系呢？格雷伯认为，关系很大，但前人多次分析论述甚少。这也使得前人没能很好地解释狗屁工作为什么在这个时代（新自由主义的时代）兴起最快（P220）。 在展开自己的核心观点之前，格雷伯继续做了一些准备工作。首先，他做了一个对因果机制的前置说明，以澄清自己要去解释的问题（该部分的具体笔记见附录）。

• 狗屁工作的大量滋长只可能来自于公部门吗？

其次，要论述金融资本主义（似乎应该是资本主义最有效率的部门）对狗屁工作大量滋生的影响，格雷伯还需要回应一种常见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狗屁工作的源头只可能来自于公部门，讲求效率的市场私部门是不会发生类似情况的。这种观点在抽象层次上有两种形式（P228）。

第一种干脆直接否认狗屁工作的存在，因为在市场中的工作和行业一定有其价值，只不过工作的人没认识到罢了。这种观点是常见的所谓“存在了就一定是合理的”。然而，前几章的论述都已经说明狗屁工作现象的真实存在，这样的解释显然是无力的。

第二种市场解释的观点承认狗屁工作的存在，但认为这都是由于政府干预导致市场原则不能实现造成的。第二种观点其实是循环论证，实际上是不能反驳的：因为世界上不存在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他们总能有理。实际上，这种观点假设了政府干预和市场是相互冲突的两股力量，但实际上政府干预和市场本身就是双生子，经常相互支撑。两者完全可能共同导致了狗屁工作的滋长。《经济学人》上刊登的一篇对格雷伯的短文的回应文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上述两种解释在具体层次上的杂糅（原文见书P229）。

格雷伯概括了具体观点，并试图正面反驳。这两种观点概括如下：（1）全球化致使生产流程太过复杂，我们持续需要更多的办公室工作者来经管，所以这类工作并非狗屁工作；（2）纵然其中确实有不少狗屁工作，但它们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政府管制的增加，不仅催生人数愈发膨胀的无用官僚，更迫使企业排除一整批打工人来抵御（P231）。以下，格雷伯将以高等教育的现实情况为例，说明私部门及其市场逻辑的扩张与狗屁工作的滋长影响很大。

从图五中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改革后，大学教育中增加最多的岗位反而是行政职员和主管，远远多于与招生、教学和科研相关的工作人员的增长。这也会与许多高校教师的经验观察一致。不过，市场解释的支持者可能会提出反驳：大学也分公立和私立，估计这些管理者都是公立大学雇佣的，讲求效率、要对董事会负责的私立大学不会做这种事！

那再看看图六。数据证明，私立学校的行政主管和经理人员额的增长是私立学院的一倍。看来，这一类工作的增长与看来与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私部门的扩张总归脱不了干系。

• 金融行业为什么是狗屁工作大量自身的典型源头？

当然，仅仅证明主流市场解释的观点的局限是不够的，反驳之后应该提出另一种解释。接下来，格雷伯试图具体论证资讯业的兴起与私部门狗屁工作增加的内在逻辑联系。其中，尤其金融业可以当作创造狗屁工作的典范。格雷伯用了一个曾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过的报导人艾略特的例子引入（P236-237）。

一位报导人艾略特曾经参与了一个为银行赔偿的财务工作。他发现他们项目组“蓄意不当培训职员，也没有妥善规划工作内容，于是工作接二连三频频出错”。艾略特甚至还发现项目组有意采取一些措施让工作效率降低，使得合约被迫延期。为什么项目组会主动地试图延期呢？因为一旦赔偿结束了，项目组就不能再去靠收手续费拿钱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赔偿项目可以适当地延长，格雷伯于是得出结论：“当营利事业参与分配一笔巨额款项时，最能让它赚钱的事情就是尽可能的无效率。”

由此，格雷伯试图概括金融业狗屁工作生产的一般模式：那些搬运钱财然后收手续费的差事会特别热衷于狗屁工作的创造。整个FIRE行业（即咨询行业）说穿了就是在做这种事，创造金钱（借由放贷），接着以及其复杂的方式把钱从一边移到另一处，每次交易都能再榨取一笔小钱（P239）。要是钱马上移完了，就没钱赚了，所以得想办法保证钱持续搬运。这就造成了金融行业的工作的两重特性。其一，金融行业的工作岗位尽管有很多虚功（为了持续收集手续费而创造出来的各种部门），但这些“虚功”岗位的工作可能并不轻松，而且要经常忍受挫败，员工也会遭受很大的精神压力（P245）；另一方面，大量的中层管理岗位其实都是赋闲的狗屁工作，任务无外乎上传下达和一些前面提到的狗屁工作（例如银行中的人力资源部门会做很多仪式上的“团队建设”工作来试图证明士气正在被改善）。

有一位报道人甚至提出，银行中80%的岗位其实都是可以轻易被自动化取代，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的工作。而且，银行高层可能心知肚明。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银行高层对狗屁工作无动于衷？（P248） 换句话说，很多金融部门——比如投资银行——一边组织其他企业的并购和裁员，一边让自己的企业膨胀出大量无用劳动。

从经济上解释既然不通，那就回到我们的老朋友政治和道德上。格雷伯指出，这些岗位中大部分都类似于狗屁工作类型的“帮闲”，银行就像“由一支支封建扈从组成，每一支都对主管负有义务，宛如效忠封建君主”（P249）。到此，格雷伯终于提出了自己的核心理论观点：新自由主义以来的企业反而愈发走向一种“管理封建制”。

• 管理封建制理论

称这种新现象为管理封建制，是因为这种现象与古典封建制有许多相似指出。古典封建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再分配体系。生产者（农奴和工匠）制造东西，同时自己管好自己。领主则凭借法律权利和传统制度征收生产者产出的一部分，将其中一部分分配给麾下职工、帮闲、战士等。在此情况下，货品是借由政治手段榨取，依政治目的分配，并不像工业资本主义兴起后那样区分“政治”和“经济”领域（P249-250）。

 一旦我们用政治考量去理解这些狗屁工作这样的经济行为，一切就好说通了：“好比配发PPI的公司，他们念兹在兹的是抓准机会圈起一笔钱，看是从敌人那里偷，还是从老百姓那里，借着手续费、服务废、租金、税金等名目榨取，再重新分配。过程中，你会胜出一批绕着你打转的跟班，他们既是你有多显赫、多接触的度量衡，人人看得到，同时也是分配政治恩惠的手段。”（P250）这一切也不是偶然或个别的：越来越多的大企业正在这样运作。许多企业做的事情有制造、建造、修复或维护事物的干系越来越少，跟占有、分配还有调度金钱和资源的关联越来越多。很多制造业企业的主要利润来源和业务都开始来自于集团下的金融部门。

当然，管理封建制毕竟与古典封建制有很大不同。首先就在“管理”上。古典封建制下，生产者实际上拥有对自身劳动过程和控制，亦即有一定的自主性；而金融资本主义则呈现出十足的管理主义特点：出现大量的中层管理人员做各种“经理”，以保证对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和产品的管理和控制（P252）。同时，管理封建制也有先前的凯恩斯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原先，生产力进步带来的新增加的物质财富中很大一部分会再分配给工人（即福利国家的基本原理）；然而，管理封建制下工人得到的收益显著减少，资本获得更多利润，并将生产力进步带来的收益中的大部分用来雇佣杂七杂八各种经理-中层管理人员（P253）。换句话说，经济的道德面向也在这个环节中被改写了：“管理主义已经变成一种托辞，其实是为了创造一种新的、台面下的封建形式，根据政治而非经济的理由，分配财富和职位。”（P255）

• 小结

格雷伯在本节最后给出了一个通则：“奠基于占有和分配财货（而非制造、输送或维护财货）的政治—经济体系，其人口一大部分会致力于在体系内上下疏通资源，这样的体系会倾向将自身组织成繁复、次第井然的阶序，拥有多个层级。”（p256）最后，格雷伯小结了本章对狗屁工作兴起的社会政治原因的分析。

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由于无原则地套用市场原则和管理主义原则，导致私部门没有原则地创设高薪、体面的工作，最终导致行政和管理岗位增加，形成一种管理封建制。在格雷伯看来，管理封建制的兴起意味着当下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逻辑已经与先前彻底断裂。p222简单提了提政治文化动力。P225 解释政治文化动力。并非有意设计，但政府会发现这个好用。P227 奥巴马关于医保的发言：似乎有意在维护P255-256总结 创意产业中的管理封建制

第六章 社会为何不反对雇佣的增加

上一章，格雷伯讨论了狗屁工作增加的社会结构性成因。本章将转向政治和文化的层级。这个层级也呼应了繁体中文译本擅自加上的标题：既然存在各种形式的无谓雇佣关系，人们为何没把这个现象当成重大的社会问题？前文谈到了狗屁工作滋长的社会力，以及从事这种工作的人要经历的心酸苦楚，还发现大家对这些苦楚心知肚明。然而，人们却还是每天照旧去上班，忍受折磨。如果这些工作消失，对生产力也没有什么影响，为什么不取消这些工作，重新分配剩余的工作，让大家有更多时间做别的事情呢？

• 我们对待劳动有一种道德观点

格雷伯于是开始讨论背后的道德文化因素。人们在描述工作和劳动时，总是不自觉地带有一种神学传统：人具有某种原罪，天性懒惰，而工作本身有某种神圣的履行责任的道德价值。如果有工作被创造出来，人不去做，好像就是意见很不符合伦理的事情。无论如何，有工作总比没工作好（P272-273）。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工作的价值似乎有一套源远流长、流行已久的观点。考察人们对狗屁工作不够重视的社会文化因素，就可以从考察关于工作价值的主张开始。从结果上来看，我们社会的价值观似乎有点“颠倒黑白”（p274）：工作的社会价值被认为与工作的经济价值成反比，做的事情越是嘉惠他人，就越不应该获得报酬。（“既然你做的事情有社会效应，而且你内心获得满足，工资低点很正常”）。接下来，格雷伯对这一主张的历史脉络开始了考察。

• 劳动价值与“颠倒的平等主义”

考察从这个问题开始：衡量劳动或工作的价值能有绝对尺度吗？格雷伯认为，这个绝对的尺度是找不到的（P275）。经济学所用的效益中暗含了人类需要的建构性，因此不会有绝对的效益。同样，由于市场本身的不稳定性和建构性，市场价值（或者说劳动的价格）也很难绝对地衡量劳动价值。人们还会说，劳动的价值在于可以改善生活，但问题又会出现：“改善生活”的社会价值究竟指什么？（P280）一些人会继续用效益和市场价值来衡量社会价值，但我们的直觉也会告诉这两者显然与社会价值不同，甚至相冲突。

在英语世界里，人们也会区分单数的价值（value）和复数的价值（values）（P283）。前者一般指的是金钱或者说经济上的价值，后者则关乎家庭价值、宗教道德、政治理想、美、真理、正直等。当然，这种对金钱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区分也是很现代的（P285），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将金钱价值尺度普遍化之后才兴起的，社会价值往往就是哪些“剩下的”不能被量化比较的东西。而且，现在人们也普遍希望在工作中得到两种价值：人们既希望能拿到生活所需的钱，也希望对世界至少做点有益的贡献（P285）。

然而，正如本章开头所言，在现实中不仅收入和社会价值难以得兼，甚至两者完全冲突相反。这尤其体现在照护阶级（利他主义职业的从业者）上。这些人包括护士、社工(作者没提，这是笔者自己根据亲身体验加上去的——笔者吐槽)、护工等等。这些职业越有利于他人，自己的薪水就会受反向的影响。这是一种很奇怪的颠倒的平等主义：造福社会的人，不该拿太多报酬（P296）。现实中，人们对许多公职人员的态度（比如地铁工作人员、卡车司机、售票员等）就是如此。

具体而言，这种颠倒的平等主义具有特定的道德面向或伦理前提（P299）：他们认为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前文所说的神圣的责任），工作本身就是目的。如此看来，劳动者获得的报酬是对你受苦的补偿。既然如此，若你工作有额外的价值，能让你获得很多受苦以外的乐趣那就不需要给钱了。

这种逻辑在结合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模式会进一步发生扭曲。从劳动的角度来看，许多人在上班时间忍受痛苦做不愿意的事情拿到养活自己的酬劳，使得自己能在业余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这些喜欢的事情往往没有什么酬劳；同时，资本主义企业一方面直接“雇佣”一些无偿劳动（实习生、运动分子、志愿者、业余爱好者），还会收割互联网领域的爱好者的成果，并将其私有化用以营销和资本积累（302-302）。那么，“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的道德伦理是如何形成的呢？人们对劳动的态度的发生过怎样的转变呢？

• 对工作和劳动理解的神学根源

格雷伯认为，我们对工作和劳动的理解有一定的神学根源。我们对工作的普遍定义有两个基本面向，都与神学有一定的联系。第一个面向是“劳动作为惩罚之所在”，即劳动所做之事，并非人本身愿意做的事情（“强迫”和“受苦”）；第二个面向是“劳动作为创造之所在”，如果我们忍受着不愿意去做了，我们也是为了完成工作本身以外的事情。比如做饭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很辛苦，也很不愿意做，但是为了吃饱也只能这样做（305-306。）

然而，我们熟悉的对劳动的理解还有第三个面向，格雷伯称之为“服务”面向。（P309）这一面向诞生于中世纪的北欧（广义，包括不列颠、波罗的海三国等）的封建社会。在封建制度中，附庸需要为主人服务，比如农奴为封建主服务，学徒为师傅服务。这种服务被认为是一个有价值的过程，也是人成长的必经之路。在服务中，不仅能学会技能，更重要的是学会做人（manners）（P311）。

在资本主义兴起后，这些神学根源逐步嵌套进经济秩序中，形成了一个中新的对劳动的态度和经济伦理。中间阶级最早通过宗教的中介开始践行这样的经济伦理。同时，他们开启了一段文化上的“仪态改革”，希望教育穷人工作本身具有的价值，引导/强制他们参与到资本积累的进程中。（P313-314）这一过程既包含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历史进程，更重要地是关涉到《资本论》中有关“资本原始积累”的描述：新的剥削模式和经济伦理的转换相辅相成。不过，被雇佣的劳动者在剥削和压迫中很快找到了反抗的可能性（P317）。他们试图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论述“劳动的价值”。他们接过了“劳动作为财富的源泉”这一论述，强调劳动的价值实际上由劳动者创造，他们因此理应是工厂中创造出来的财富的所有者。劳动价值论反而成为了工人组织起来反抗资本剥削的工具。

• 现代工作的吊诡

不过，随着垄断资本主义/企业资本主义在北美的扩展，刚被工人运动改写的论述又被改写了回来。资产阶级抛弃了劳动价值论。同时，在大工业资本的利益代表人的努力下，资本被重新描绘成财富的创造者。机器、管理技术、营销网络被认为是创造财富的更重要的生产要素。格雷伯认为，这次“权力的逆转”其实早有理论伏笔：劳动者在上一次的改写中，基本继承了劳动的“创造面向”，即强调劳动要做出某种新东西、有某种产品。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工匠的劳动过程明显展现出他们在制造/生产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而在机器大工业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被去技能化的工人仿佛只是一个生产要素，甚至其重要性远不如技术进步、管理革新对财富积累的作用大（P324）。实际上，劳动中的“照料”层面并不比“创造”或“生产”层面少，甚至反而更多。对人的照护和服务，对物品的修理和保养等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和重要，尽管他们经常会被忽略，他们的劳动也经常被贬低（P325）。进入20世纪，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劳动进一步去技能化，工人越来越像机器，劳动失去了某种创造的神圣性。由此，人们逐渐不再以参与的工作来标识自身（教师、工人、公务员…），而更多希望以消费身份来标识自身(xx爱好者)。然而，人们似乎依然相信工作伦理中的惩罚面向和服务面向。格雷伯认为，这是因为惩罚和服务面向可以比较容易地解决大多数人都要面对的“现代工作的吊诡”（p331）： 1.大多数人的尊严和自我价值，跟赖以为生的工作过程密不可分。2.大多数人憎恶他们的工作。要解决这个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认为工作最不堪之处，就是它自身的目的（P333）。用早期新教伦理的代表人物之一卡莱尔的观点来说，工作应该是也痛苦的，“形塑品格”的就是职务的心酸本身（P333）。人们也许会以为，这套工作伦理与功利主义所宣称的追求“效益”的经济理论和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的宗旨相互冲突。格雷伯觉得不然。两者的斗争其实在较高程度达成了统一，共同形塑了当下的社会生活：“说到底，驱动人类的向来是、而且必然永远是对财富、权力、舒适和愉悦的追求——这个新年必然永远跟一种工作的学说互补，亦即奖工作是为自我牺牲，认为正因为工作是心酸、虐待、空洞和绝望之所在，才有了价值”。（P335）

英文介绍

• 内容简介

From bestselling writer David Graeber, a powerful argument against the rise of meaningless, unfulfilling job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Does your job make a meaningful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In the spring of 2013, David Graeber asked this question in a playful, provocative essay titled “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It went viral. After a million online views in seventeen different languages,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are still debating the answer.

There are millions of people—HR consultants, communication coordinators, telemarketing researchers, corporate lawyers—whose jobs are useless, and, tragically, they know it. These people are caught in bullshit jobs.

Graeber explores one of society’s most vexing and deeply felt concerns, indicting among other villains a particular strain of finance capitalism that betrays ideals shared by thinkers ranging from Keynes to Lincoln. Bullshit Jobs gives individuals, corporations, and societies permission to undergo a shift in values, placing creative and caring work at the center of our culture. This book is for everyone who wants to turn their vocation back into an avocation.

• 作者简介

David Rolfe Graeber (/ˈɡreɪbər/; born 12 February 1961) is a London-based anthropologist and anarchist activist, perhaps best known for his 2011 volume 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 He is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at Yale from 1998–2007 he specialised in theories of value and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s decision not to rehire him when he would otherwise have become eligible for tenure sparked an academic controversy, and a petition with more than 4,500 signatures. He went on to become, from 2007–13, Reader in Social Anthropology at 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

His activism includes protests against the 3rd Summit of the Americas in Quebec City in 2001, and the 2002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New York City. Graeber was a leading figure in the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and is sometimes credited with having coined the slogan, "We are the 99 percent".

• 原文摘录

This is a profound psychological violence here. How can one even begin to speak of dignity in labor when one secretly feels ones job should not exist? How can it not create a sense of deep rage and resentment?【则列 3赞 2020-11-15 06:27:09 引自第20页】

任务大师的第一种变化只是没有用处而已，第二种变化就会造成实际的危害了。第二类任务大师首要的职责就是创造狗屁任务,让其他人去执行，他们监督狗屁，甚至创造崭新的狗屁工作，不妨称他们为狗屁产生器。第二类任务大师除了任务大师的角色外，或许也有实在的职责；然而，假使他们做的事情十之八九都是创造狗屁任务给别人，那我们就可以把他们自己的工作归类为狗屁工作。【Zzz 1赞 2020-10-27 16:28:11引自章节：第二章　狗屁工作有哪些？】

第三章为什么做狗屁工作的人经常表示不开心?(论精神暴力) 工作场所尚法西斯主义，是邪教，大小事情都是为了吞噬你的生活而安排，老板像一条搜刮黄金的恶龙，搜刮你的每分钟。他们深受困扰，知道自己正在说服别人相信子虚乌有的事，会有一种满足感，但你连这样的满足都感受不到，你甚至不是活在自己的谎言里，多数时候也不是活在别人的谎言里，你的工作更像是老板没装拉鋉的裤裆，大家心照不宣。 若真如此，这还会加重漫无目的的威胁；奇怪的是，他似乎觉得鲁弗斯能对人说自己有份工作，比实际得到工作经还重要。有能力成事的初级，正是精神分析文献指称的婴儿期全能感，其限度尚未被领略。效果员满地符应了意图，连结着成效带来的愉快，由此茁生出初级自我。一个人的存在，离不开对周遭世界（包括他人）造成影响的自由，至于造成什么影响，起初对创造艺术的欲求正彰显了对游戏的冲动，而游戏也是单纯为了自由而运用，只是因为有能力制造事物,我们就把事物制造出来。这样的能力就是自由差事最恼人的面，就是假装作要有某个目的，或说应该要有个目的。被迫假装单纯为了工作的目的而工作，是在羞辱人，因为人们会把这种要求当成单纯为了施展权力而施展权力(一点都错)如果假装游戏是人类自由最纯粹的表现，那由他人支使的假装工作，就是欠缺自由最纯的表现，无怪乎下述想法最早的历史迹证都指向把时间切分成统的单位，论单位买卖，换取金钱，时间成了金钱，才有可能说出「花时间」而不只是「渡过」时间，才有可能浪费时间、杀时间、省时间、损失时间、跟时间赛跑,诸如此类。不久,清教徒、卫理派和福派的传道人开始指引他们的羊群“善用时间”（husbandry of time)的方法，倡言道德的精义就体现在审慎规注90：从歴史来说，雇佣劳动是一个晚近的、十分复杂的制度，雇佣劳动这个观念包含两种不同的概念步骤：第一,它需要把人类的劳动从其个人及其工作中抽象出来。你跟古代的工匠买东西,并没有买工匠的劳动，而是买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工匠在他自己的时间、他自己的工作条件下生产的，然而，当你采购一种叫作“劳动力”的抽象事物，是采购者决定要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条件下使用之(而且通常是他消费该劳动力之后才支付报酬)，而不是由劳动力的“所有人”决定；第二，为了支付，佣劳动体系必须建立一种衡量人们所购买劳动的方法，作法通常是引入第二种象事物，即劳动时间（M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 Berkeley Universit of California Press，1973，65-66 ）；就社会面而非智识面来说，我们不该低估这两步的份量，就连罗马法学家都感到困难 引自 第三章　为什么做狗屁工作的人照三餐表达不开心？【Zzz 1赞 2020-10-27 16:42:09 引自章节：第三章　为什么做狗屁工作的人照三餐表达不开心？（论精神暴力，第一部分）】

For Graeber, bullshit jobs carry with them a moral imperative: “If you’re not busy all the time doing something, anything—doesn’t really matter what it is—you’re a bad person.” But the flipside of that logic seems to be: if you actually like doing X activity, if it is valuable, meaningful, and carries intrinsic rewards for you, it is wrong for you to expect to be paid (well) for it; you should give it freely, even (especially) if by doing so you are allowing others to profit. In other words, we’ll make a living from you doing what you love (for free), but we’ll keep you in check by making sure you have to make a living doing what you hate.【lowai 1回复 1赞 2021-02-07 19:35:11引自章节：第六章　我们共在一个社会，为什么不反对无谓雇佣的增长？】

likely to be true as one moves up the food chain, since it would appear to be a general truth that the more harm a category of powerful people do in the world, the more yes-men and propagandists will tend to accumulate around them, coming up with reasons why they are really doing good-and the more likely it is that at least some of those powerful people will believe them. 9 Corporate lobbyists and financial con sultants certainly do seem responsible for a dispropor tionately large share of the harm done in the world (at least harm carried out as part of one's professional有一个普遍真理，那就是，一部分大权在握的人对社会危害的能力越强，就会有越多应声虫和马屁精聚集在他们周围，并且编造出他们的工作为何如此之重要的理由，以至于最后这些大人物们自己也开始相信这一点 。【Lee 2021-10-12 09:03:17引自章节：前言：论狗屁工作现象】

到他进棺材为止，我都恨那个老头。米契的故事点出了宗教的因素，也就是下述想法：在他人的权威下，恭谨服从即便是无意义的工作，是一种道德自我规训，能让你成为更好的人这毋庸置疑是新教思想的现代体。不过，我暂且只想强调：在「怠惰是偷别人的时间」这种悖离常理的道德观上，宗教因素简直火上加油纵然受辱，米契还是不由自主地把最无谓的差事当成要克服的挑战，同时又别无选择只能奉陪这场始作俑者不是他的假装游戏，并为此发自肺腑地愤怒。毕竟，按照游戏规则，他是绝对羸不了的。被迫无目的地工作会摧毁灵魂，但被迫么事都不做几乎是同等的摧残，某个方面来说还更糟，如同任何个监狱里的受刑人都宁可整年劳改……“你的时间就是我的钱”这种道德观太习以为常，多数人学的是从餐厅业主的观点看世界，积习之深让公众成员都理所当然以公务员的老板自居。别说泡茶聊天，如果让我和洗碗工同侪假装清理踢脚板没有根本的差别，只是把大部分工资劳动糟糕透顶的面向抽出来，以一门职业代换之，而这门职业本来应该要让你生存得有意义，灵魂当然要呼号了，因为人之所以身为人的一切，都被毫无保留地打了脸。【Zzz 2020-10-27 16:56:09 引自章节：第三章　为什么做狗屁工作的人照三餐表达不开心？（论精神暴力）】

泯灭天良，狗屁工作通常会引发绝对抑郁，还有自我厌弃的感受。狗屁工作是各种形式的精神暴力，戕害做人的义理。我在上一章主张，人类心灵的整全，甚至是人类生理的整全（端看有没有两者、有没有可能分得清清楚楚）牵连着跟他人的关系，也跟人对自己有多少能耐影响世界的感知脱不了关系。如果我的主张没错，那么狗屁工作就是一种精神暴力。话说回来，灵魂也不是没有抵抗的手段，让我记狗屁工作招致的精神战事，把工作者投入大部分的证言还是聚焦在创意上。创意是种全面抵抗的形式一一许多人顽强死撑，试图追寻艺术，或音乐或写作或诗歌；面对「真实」的有酬工作不知为何而战的感受，这是他们的解药。显然，此处会有抽样偏误的因素。寄给我的证言大多数来自我在 witter的跟随者，这批人很可能比一般公众更热爱艺术、更关心政治，因此我不会妄自臆测凭创意抵抗的情形有多普遍。话虽如此，某些有身为无政府主义者，他仍设法持续参与政治生活，决意消灭让他没办法从事人生真正志业的经济体系；此时，纽约的法务助理詹姆士只能退守低调的抗议:「整天耗在 (查看原文)【Zzz 2020-10-28 15:27:45 引自章节：第四章　有份狗屁工作是什么体验？（论精神暴力，第二部分）】

What does it say about our society that it seems to generate an extremely limited demand for talented poet-musicians but an apparently infinite demand for specialists in corporate law? (Answer: If 1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controls most of the disposable wealth, what we call"the market” reflects what they think is useful or important, not anybody else. )【则列 2020-11-15 06:18:33 引自第20页】

Do they nonetheless find themselves depressed and miserable if they themselves end up in positions where they are being Paid to do nothing, or nothing that they feel benefits others in any way?【则列 2020-11-15 08:56:24 引自第26页】

更进一步来说，他观察到在当代企业组织出现了一种类似封建主义的状态：每个人（或每个部门的主管）都想要获得更多资源与权力，所以会增加或维持他所管理的工作职位。这是他所谓的「管理封建制」（“managerial feudalism”），是狗屁工作的组织性肇因。还有一个文化与政治的因素是，这个社会把「工作」当成一种重要的目的、一种道德，所以人们会觉得有人不工作是不正常的。工作本身已经变成一种信仰。【sky 2021-01-12 21:39:02 引自章节：推荐序】

Elliot: So I did a job for a little while working for one of the “big four” accountancy firms. They had been contracted by a bank to provide compensation to customers that had been involved in the PPI scandal. The accountancy firm was paid by the case, and we were paid by the hour. As a result, they purposefully mis-trained and disorganized staff so that the jobs were repeatedly and consistently done wrong. The systems and practices were changed and modified all the time, to ensure no one could get used to the new practice and actually do the work correctly. This meant that cases had to be redone and contracts extended. In case the reader is unaware, the PPI (payment protection insurance) scandal broke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2006, when a large number of banks were found to have been unlo...【Alcoholly 2021-01-24 12:50:14】

After all, most work can’t be said to “create” anything; most of it is a matter of maintaining and rearranging things. This is why I would insist our concept of “production,” and our assumption that work is defined by its “productivity,” is essentially theological. ...【lowai 2021-02-07 19:38:27】

within a generation, “producerism” had given way to “consumerism,” ...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which had, meanwhile, been knocked out of economic theory by the “marginal revolution”—had so fallen away from popular common sense that nowadays, only graduate students or small circles of revolutionary Marxist theorists are likely to have heard of it. Nowadays, if one speaks of “wealth producers,” people will automatically assume one is referring not to workers but to capitalists.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main reason lies in a flaw in the original labor theory of value itself. This was its focus on “production”—a concept which, as earlier noted, is basically theological, and bears in it a profound patriarchal bias.【lowai 2021-02-07 19:38:27】

In a 2017 paper, US economists Benjamin B. Lockwood, Charles G. Nathanson, and E. Glen Weyl combed through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externalities” (social costs) and “spillover effects” (social benefits) associated with a variety of highly paid professions, to see if it were possible to calculate how much each adds to or subtracts from the economy overall. They concluded that while in some cases—notably anything associated with creative industries—the values involved were just too subjective to measure, in other cases, a rough approximation was possible. Their conclusion: the most socially valuable workers whose contributions could be calculated are medical researchers, who add $9 of overall value to society for every $1 they are paid. The least valuable were those who worked in the...【lowai 2021-02-07 20:49:34 引自章节：第六章　我们共在一个社会，为什么不反对无谓雇佣的增长？】

The closest I know to such a study that does use such a broader sample was one carried out by the New Economic Found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whose authors applied a method called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Analysis” to examine six representative occupations, three high-income, three low. Here’s a summary of the results: - city banker – yearly salary c. £5 million – estimated £7 of social value destroyed for every £1 earned; - advertising executive – yearly salary c. £500,000, estimated £11.50 of social value destroyed per £1 paid; - tax accountant – yearly salary c. £125,000, estimated £11.20 of social value destroyed per £1 paid; - hospital cleaner – yearly income c. £13,000 (£6.26 per hour), estimated £10 of social value generated per £1 paid; - recycling worker – yearly income c....【lowai 2021-02-07 20:49:34 引自章节：第六章　我们共在一个社会，为什么不反对无谓雇佣的增长？】

This is what I wrote for the August 2013 issue: 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In the year 1930, John Maynard Keynes predicted that, by century's end,technology would have advanced sufficiently that countries Like Great Britain or the United States wouldhave achieved a fifteen hour work week. There's every reason to bellev he was right. In technoogical terms, we are quite capable of this. And yet it didn't happen Instead, technology has been marshaled, if anything, to figure out ways to make is that he didn't figure in the massive increase In consumerism. Given the choice between less hours and more toys and pleasures, weve collectively chosen the latter. 在19世纪30年代，凯恩斯曾预言在20世纪末，迅猛发展的新技术会让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实现每周仅需工作15个小时（按照8小时工作制的话，一周仅需工作2天，休息5天）。然而，在他的乌托邦猜想中，他唯一没有考虑到的是大众消费主义的迅速崛起。在更少的工作时间和更多的玩具和娱乐中，大众集体选择了后者。【Lee 2021-10-08 21:39:48 引自章节：前言：论狗屁工作现象】

豆瓣书评

• @雪地里的水煮蛋：WFH 大环境下处理 BS job 可能会容易一些

书的很大部分内容在讲，明明知道是 BS 但是还不得不假装很忙，这个“假装”的过程对人身心的摧残。这个还是挺感同身受的。在 2020 WFH 的大环境里面看这件事是特别有意思的。在没人会look over your shoulder的时候，人也会觉得有继续假装的必要吗？程度是减轻了的，不过绝对仍然存在，是自己良心（或者心态）问题吧。不过不喜欢仅仅抱怨但是不解决问题。列一下如何利用 WFH 这种没人死盯着的环境处理 BS job，别被摧残身心。

——速战速决：其实不是必须做的 BS 事情本身多难，而是心中的厌烦 10X 了它的impact。其实还是调整心态，一咬牙一狠心，challenge自己用最快的速度吃下这坨屎，就好move on到自己实际想做的事情去了。优化目标就是：降低 BS 对自己的影响。比如，如果只有 10 小时busywork，那么就只花费 9 小时做完。用挑战来进入flow state，让BS hours进入情绪neutral.

——杜绝反刍：不要浪费时间去纠结 BS 的事情。如果真的需要为了其他理由（比如工资）吃 BS，那就别在不直接吃BS的时候一直反刍了。该吃的时候速战速决吞下去，抹抹嘴然后快速去吃自己真想吃的东西。如果 BS hours = 10, 就别让负面情绪侵蚀到第 11 个小时。个人来说有用的办法包括快速开始做其他事情，或者更简单的：做体力活，比如打扫卫生，出门走走，割草种花etc.多找些可以换口味的事情：那么很显然有实际想做的事情也是很重要。

书的结尾也试图开始做点讨论：如果给universal income, 人们有空了会做什么? 作者给的答案很是美好，因为是假设所以也很难评测，我只能说跟我的直觉相左。有些argument is plain false. 因为已有系统只发现了有限fraud，因此去掉这个系统就可以节省cost和 BS job ——excuse me? 我家里上锁了，因此没被盗，因此白上锁了；我复习了因此感觉考试很简单因此白学习了……似乎是一样的逻辑。

Fundamentally，在没有生存压力的情况下，人们是否会选择做“有意义的事情”？我也没法证明，直觉是no.... 太高看了人的本能吧。进入 2020 对人性的恶有了越来越多的感受，已经没法拿出太多理想来包容了。

FIRE 或者直接看退休了的人在做什么，可能可以做一点近似。如果全世界人都这么活着，随意繁衍，世界能保证大家都吃饱喝足吗？我看够呛。总有很多不是那么pleasant但是很必须的活要干吧，universal income 然后放羊的结果可能是，有那种无论谁都不会为了兴趣去做的事情，会被drop the ball. 目前的科技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很多工作的确是需要多年的培训才有可能去做的。大家都懂自己的兴趣是多么fickle多变，在解决难题的路上面对的是无数想放弃的时刻，再加上诱惑，一个彻底不需要愁恰饭的经济，AND 彻底接受无所事事为常态的social norm，真的还能培养出愿意解决难题的下一代人类吗？As someone who tend to think I am largely driven by interest, I still think I was somewhat pressured by social norm to tough out the tough times.我也只有opinion 没有 fact

• 皮利塔•克拉克：无意义的工作为何存在？

想象一下，你接了一项工作，为一个大型公司会议写一份两页的报告，你拿到了1.2万英镑的报酬，结果那次会议根本没有讨论这份报告。或者，你需要租辆车开上500公里，负责监督一个人的电脑被从一个房间挪到5米外的另一个房间。或者在一家出版公司当前台，电话每天响一次，此外你只需要把盘子装满薄荷糖，以及一周给一台老爷钟上一次发条。

这样的工作在戴维•格雷伯(David Graeber)的著作《论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里比比皆是。这本发人深思又妙趣横生的书宣称，世界上到处是没有意义的工作，而且越来越多。

当今人们日益焦虑该如何在机器人、不体面的零工经济，以及科技带来的广泛破坏性影响下保住自己的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格雷伯的控诉听起来很奇怪。然而，这本书显然是有吸引力的。

如果格雷伯的观点听起来似曾相识，是因为这本书是由格雷伯在2013年为激进杂志《Strike!》撰写的一篇文章延伸而来。当时那篇文章非常热门，一度导致该杂志网站崩溃。在几个星期里，这篇文章就被译为十几种语言。《经济学人》(Economist)专门发表了评论文章。引用这篇文章的广告出现在伦敦地铁里。后来，英国对这个问题进行的相关民意调查显示，37%的人不认为他们的工作“为世界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接着，荷兰的一份民意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结果。

格雷伯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美籍人类学教授。格雷伯认为，这证明他发现了21世纪资本主义的某种重大特征：无数没有意义的工作被创造出来，只为了让人们得到雇佣，这看起来很像是20世纪的苏联社会主义。考虑到苏联社会主义的结局，未来的发展令人担忧。

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那就很奇怪了。资本主义被认为理应会带来效率。随着技术进步，我们在任何类型的工作上花费的时间应该更少。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0年预测，未来人们每周只需工作15个小时）。

即使这种情况还没有成为现实，有关现代职场越来越疯狂的想法并不新鲜：到2019年，漫画《呆伯特》(Dilbert)在报纸上的连载时间就会达到30年，这部以讽刺手法描绘职场现象的作品成为了世界最受欢迎的连环漫画之一。

那么，为何格雷伯对于“狗屁工作”的定义依然能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格雷伯对其的定义是，毫无意义甚至有害的工作，员工们明知这份工作毫无意义，但必须假装情况并非如此。

格雷伯在他的著作里给出的答案很难让人彻底信服。身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格雷伯是“占领运动”的口号“我们是那99%的人”（（We are the 99%））的发明者。他认为，无意义工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寻租的企业精英担心受剥削的员工得到更多可以用来思考的闲暇。

可能是这样。然而很难想象世界各地的公司都悄悄密谋要通过创造多如牛毛的无意义工作——并且为它们付钱——来控制民众。

在谈到人们为何选择留在他们自称鄙视的工作岗位上时，格雷伯的论述就比较有说服力。他认为这种现象的源头是一种受到神学影响而形成的工作伦理，它让人们相信，自我价值体现在劳动中。

但有多少工作是真正没有意义的，就没法完全说清楚了。

格雷伯根据逾250份网友自述写了这本书。他先建立了一个邮箱账号doihaveabsjoborwhat@gmail.com（邮箱地址的大意为“我是否有个bs工作还是什么的”，谷歌Gmail不允许在邮箱地址里使用“bullshit”这个词），邀请他的Twitter粉丝发邮件到这个邮箱，讲一讲他们的垃圾工作。他还下载了他在2013年发表那篇论文引发网上讨论时，人们发表的124条叙述自己的无意义工作的评论。

格雷伯坦言，这些结果“从大多数形式的统计分析来说可能是不充足的”。而且这些叙述都非常主观。但格雷伯据此得以把无意义工作分成了五类，对于很多现代职场中人而言，这几类工作听起来并不陌生。

有“随从”（比如工作清闲的前台），这种工作的存在意义就是撑起老板的面子。有“打手”（公关人员、游说人员、电话推销员），有人做这样的工作，只是因为其他公司也雇人干这种工作。还有只是为了解决组织本不应出现的各种小问题而存在的“胶带”。让一家组织能宣称他们做了一些实际上没做的工作的“打钩者”。负责监督一些并不需要监督的人的“监工”。

格雷伯在书中叙述的故事大多非常可笑，有的甚至让人难以置信。书中一个叫做西蒙(Simon)的人称，他花了两年分析一家大银行的内部运行机制，发现这家银行的6万名员工中，至少有80%的人是多余的。西蒙说：“他们的工作或者完全可以由程序来做，或者根本不需要做，因为最开始设计这些程序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行或者重复一些没用的流程。”

格雷伯采信了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说法：这家银行雇佣了4.8万没做任何有用的事情的人——或者他们至少没做什么机器无法轻易完成的事情。这可能是真事，也可能只是胡扯。我们无从得知。

然而，这的确符合格雷伯针对为何有这么多无意义工作提出的中心理论之一：“管理封建主义”，人们为了强化自己的重要性而雇佣下属，从而发展出等级制度。格雷伯表示，这导致了一场灾难，制造了“横贯我们集体灵魂的真正的伤痕”。

格雷伯提出的解决方法对很多读者来说也不陌生：全民基本收入。格雷伯认为，向所有公民无条件发放一笔钱，能够把人们从无意义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追求真正有意义的生活。

这是一个在所有政治派别都有拥趸的概念。右派人士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有助于终结贫困，促进男女平等。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等硅谷亿万富翁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最终会成为一种必要政策，因为机器会偷走人的工作。格雷伯的目的更加激进，他想要彻底切断生计与工作之间的关联。

他可能还得等上一段时间。近几年，从肯尼亚、加拿大到美国，全民基本收入的试点项目在世界各地进行。有关结果仍在收集中。上个月芬兰宣布，在预定的两年实施期结束后，该国受到密切关注的全民基本收入试点项目不会延长。

但是，就像格雷伯书中的其他内容一样，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想法，启发我们的想象力，并且值得我们关注。

（《论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 A Theory)，戴维•格雷伯(David Graeber)著，Allen Lan出版社出版，建议零售价20英镑；Simon & Schuster出版社出版，建议零售价27美元，368页）

【本文作者皮利塔•克拉克是英国《金融时报》商业专栏作家】

• 随手记—— 无意义工作

翻了书，借鉴了中文书评。作者大概回答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无意义的工作，这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影响，我们该怎么做。

Why don't we work for fifteen hours every week as Keynes predicted while the technology allows us to do so?

- Political reason: unemployed people might become a political threat, so the ruling class assigns them some minor or unnecessary tasks.

- Moral reason: neoliberalism is about unleashing the magic of market and placing economic efficiency over all other values. It convinces people that working is moral value in itself. Hardworking people are admirable and those who avoid work are contemptible. It also caused the massive increase in consumerism. Given the choice between less hours and more toys and pleasures, we've collectively chosen the latter.

Impact of bullshit jobs

- Those who really contribute to society, such as nurses, cleaners, kindergarten teachers, social workers and other caring classes don't get the rewards they deserve, while people working for finance earn too much. When society can't distribute its wealth in true value, economic growth will stagnate.

- People could develop a sense of satisfaction only by doing what they want to do. Doing reluctant things at the behest of others can only be swallowed up by endless depression. For young peopl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who have been encouraged from an early age to be the backbone of the world, the emptiness of real work contrasts sharply with the ideals of the school age, which would cause huge mental damage.

What should we do?

- The author has not come up with a viable solution, but he thinks it is wrong to leave one's destiny to others, to wait for those who benefit from this to make any social change.

- He calls for a breakthrough in value: don't internalize the philosophy of work concocted by the ruling class, find your own value and what you really want to do.

结尾作者也提到 universal basic income的事情，但我觉得他的论点很难说服我，只提了没有经济压力下，人们是怎么有尊严的生活，right to say orange to the boss。对”这样大家都会不工作“或者“大家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就没有人做脏累的活了”等反对意见的反驳特别无力：你看你被洗脑了，无意义的工作做多了就会这么想，街上多几个不怎么样的诗人和乐队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已经有40%无意义的工作了，还能比这个更糟糕吗？

tbh 我觉得可能。如果没有了经济压力，大家就会做创造性的工作，那也太小瞧创造性的工作了。

• 你的工作是个笑话吗？

“做不下去了！”

这是我经常干到半夜以后，或者收到客户或者合伙人一遍又一遍修改要求时内心的咆哮。

“到底有什么意义？!”

愤怒之后是质疑，质疑自己工作的意义。

“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与我的价值观严重相悖！”

质疑之后是否定，我在做一份没有意义的狗屎工作。

我想我不是一个人，大多数人都厌恶自己的工作。这本书一出来，就算内容胡说八道，光是靠标题就赢了。作者这位伦敦经济学院的人类学家，果然没有辜负读者的期待，把世界上大部分工作骂了个遍，为所有兢兢业业或者不务正业的打工者出了一口怨气，这时候，谁还管他是否在胡说八道呢。

作者确实全书基本都在胡说八道。面对他“全世界至少有一半的工作都没有意义，或者是在为没有意义的工作服务的，所以也没有意义”这样的理论，作者竟然已经预料到，或者已然遭受到各种各样的抨击，一一做出了没有任何说服力的回应。

然而整本书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观察到了两个有意思的社会现象。

一是他提出的现代社会悖论：人们一边以自己的工作做为自己的社会标签，一边又厌恶自己的工作。

二是工作的价值与回报呈反比的理论：对社会有真正贡献的工作，比如清洁工、教师、护士等等，薪水都比较低；而一些对社会没有贡献，甚至带来伤害的工作，比如银行家、营销人员、说客等等，工资反而高。

自己也意识到，在自身工作的咨询行业，越是对技术要求高的咨询工作，比如IT类、财务类或是人力资源类，工资反而没有技术要求低的咨询工作回报高，管理咨询，以及更没有技术要求的战略咨询都处于咨询行业的薪酬顶端。

为什么呢？

螺丝钉固然重要，但把成千上万的螺丝串起来的锁链或许更重要，而那看似微不足道的润滑油可能更是开动飞机坦克的关键所在。

人的身体外貌固然重要，但看不见的五脏六腑或许更能决定一个人的身体状态，而那更虚无缥缈的精神才是身体健康的关键所在。

社会上每一个做实事的人固然重要，但那些坐在办公室做着看似无聊官僚工作的人或许能更好的将每一个实干家真正融入到一个集体中，拧成一根绳，而我们这些做战略的，每天都在画大饼，但或许是这张饼决定了绳能拧到一处去。

如果你的工作是个笑话，那为什么你还不辞职，你在留恋什么？

如果你辞职了，是否找到了顺心如意的工作，是什么让你觉得新工作不再是个笑话？

是不是笑话，都不过是故事的一部分罢了。

• Bullshit Jobs: A Life

如何确认自己从事的是 bullshit job 呢，就是把一本叫 Bullshit Jobs: A Theory 的书看完了——2018年出版，作者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美国人 David Graeber——感觉读了一份自己的体检报告。

这本书源自 Graeber 在 2013 年为 Strike! 杂志写的一篇题为 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发表后收到了很多人的邮件投稿，证实了他的很多观点，于是又写了一整本书来详述。

书里将 bullshit job 定义为“一种完全无意义、不必要、甚至有害的有偿工作，员工本人都无法证明其存在的正当性，又由于雇佣合同的存在，员工感觉有义务假装事实并非如此。”

Graeber 把 bullshit jobs 分为五大类：

仆人（flunkie），存在主要是为了让老板有面子。不管十几二十个人怎么能叫领导呢？门口拉门的不是帅哥怎么行呢?

打手（goon），指工作内容里隐含“精神暴力”的职业。比如不停给陌生人打电话推销的 sales，广告中虚假p图诱导消费的后期。

专业擦屁股的人（ducttaper），指那些为了弥补系统组织中某个 bug 而本不应该存在的工作，一般是因为修补这个bug的成本更高。

方便雇主打卡的人（box ticker），别人有所以我也有、现在流行有所以我也有的工作。企业内刊编辑部也被归为这一类。

任务大师（task master），要么是职业二传手，负责把工作从上级传递到下级；要么是主动制造 bullshit work 给别人做。

Bullshit jobs 和低收入职业完全是两个概念，很多 bullshit job 的收入相当不错。然而为什么有人会主动离开这些无意义、但性价比很高的岗位呢？就我本人而言，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一种不安全感——由于工龄与能力的不匹配，自己在未来可能的危机到来时将无法应对。Graeber 提供了另一个解释，提到了德国心理学家 Karl Groos 提出的“身为原因的快感”（pleasure at being the cause）理论——婴儿第一次发现自己有能力在这个世界上引起效果（铅笔动了！），会获得无上的快乐。“当一个人无法对世界造成任何有意义影响，他便也停止存在了。”Graeber 认为，自由的一种定义是：我做这件事，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我可以。因此，无意义工作的指派方可以被认为是在行使一种纯粹的自由，而相对的，无意义工作的执行者遭受的也是一种纯粹的自由剥夺。

另一个现象是，越是有意义、社会价值高的工作（non-bullshit jobs)，报酬往往越是低。这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却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合理而正当的。Graeber 认为，这一点无法用教育程度或供求关系来解释，而是源于一种阶层意识和阶层忠诚度，并且提到了“道德羡慕”（moral envy）这个概念。这种思想认为，那些选择了造福社会工作的人，应该就这一点感到知足，不应对薪水做出过多要求；而恰恰是那些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甚至有害的人，应当为此获得补偿。也即斯多葛派主张的：美德本身就是回报。身为教师却成立工会、威胁罢工、要求提高待遇——这是不能被容忍的。

Graeber 还援引了纽约大学写作教授 Geoff Shullenberger 的观察：现在有一种风气，如果一项工作可以给人带来某种满足，那么人们就不应当为其付费。比如，许多公司不愿意花钱请人翻译（翻译可以锻炼外语），却在高薪聘用“创意发展副总裁”时毫不犹豫。

Graeber 认为，20世纪以来，工作越来越从谋生手段转变为一种自律和自我牺牲的形式，其间有无数的研究得出了两个看似矛盾的结论：1) 大多数人的尊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来自于工作；2）大多数人厌恶自己的工作。如何理解这组矛盾，除了之前提到的“身为原因的快感”，Graeber 提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如果工作意味着某种自我牺牲，那么现代工作令人可恨就是理所应当的，正是这种苦难塑造了我们的性格。大家似乎达成了共识——如果一个人没有为了一些他根本不喜欢的工作愁白了头，他就好像活得哪里不对。

由此延伸到消费主义的兴盛，Graeber 称之为一种抖 M 式的逻辑，一种“补偿性消费主义”：此刻工作的痛苦为未来的消费享乐提供正当性，又因为工作占据了太多时间，碎片式的消费成为了享乐的唯一选择。

书的最后 Graeber 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但这不重要。用 Graeber 自己的话说，这是一本关于问题而非关于答案的书。不是每个提出问题的人都要同时给出解决方法的。

参考资料

• 占领华尔街：革命？无政府狂欢？

http://qnck.cyol.com/html/2013-05/01/nw.D110000qnck_20130501_1-32.htm

• 《狗屁工作》大部分工作无意义、违反人性甚至危害社会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2175770/

• 《商业周刊》封面文章：占领华尔街的另类领袖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11031/154810725663.shtml

• 无政府主义的复兴

http://www.lifeweek.com.cn/2013/0714/41504.shtml

• 如果世界欠我们什么……

https://www.guancha.cn/XuZuo/2014_07_19_248016.shtml

（全部资料来自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