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历史看到的事实是，商人拥有大规模动员与组织的能力，而且靠着这种能力建构起辉煌的文明。这已经是很明确的国家组织。原始的部落和酋邦，绝对无法动员、组织那么多人来进行农地耕作、工程建设或工艺制造。再进一步问：商人如何获得这样的大型动员及组织能力呢？前面描述的几个现象与做法，应该都对商人的动员、组织有正面作用。

最关键的应该是商人的鬼神信仰，是他们以鬼神为中心的基本生活形式。我们知道「殷」是商代最后一个都城，考古学家也在安阳挖出了殷墟。文献中经常出现「大邑商」的称号，显示商人在这里应该有城，有惊人的城郭建筑，是座大城。然而在殷墟出土的，主要却是陵墓、陵寝。虽然也在不远处挖出了城墙遗迹，但考古学家判断，城墙和殷墟的主体不是同时建造的，也不属于一体，城墙要比殷墟时间早，属于中商时期遗址，而非晚商。

日本史学家宫崎市定很早就对殷墟有特别的判读。【可参考﹝日﹞宫崎市定，〈中国上古的都市国家及其墓地——商邑何在〉，收录于《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中卷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一七年）】在中国史研究上，宫崎市定有很大的贡献，是日本「东洋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他对中国史做出许多革命性的解释，和中国传统说法大不相同。他的成就一部分来自他有和中国学者一样好的中文掌握能力，但他读中文史料的方式却不受传统束缚。他常常跳过传统解释，直接从史料原文意义上去判读。

宫崎市定对中国古史带来的最大震撼之一，是提出了「城邦说」。

他认为中国古代曾有一段城邦林立、以城邦互动关系为主的时代。那种状况，和后来的帝国中心运作大不相同，反而比较类似古希腊历史上所见的城邦交流。随着帝国的建立，这样的城邦阶段被遗忘了。后来中国历史传统上都将描述城邦现象的古史记载，扭曲读成帝国式的意义。

宫崎市定刚提出这个说法时，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主张，日本和中国的许多学者都视为胡说八道。然而经过几十年平心静气地研究理解，到现在已成为我们认真重建周代之前历史不得不借助的重要观念了。

关于小屯殷墟，宫崎市定提出的看法是：安阳并不是「大邑商」的所在，殷墟的本质就是陵邑，不是人居住的处所，而是给鬼住的地方。

注意，他不是否定文献上视安阳为晚商都城的说法，而是指出商人所谓的「都城」，和我们后世想的恐怕很不一样。都城是最主要的权力象征中心，而商人最主要的权力象征中心并不是人居住的，而是鬼住的。

对商人来说，鬼城比人城来得重要。商人的生活是以鬼、而不是以人为中心。殷墟的建筑规模和样态，殷墟周边没有比陵寝更堂皇的宫室建筑，具体地为我们呈现、证明了这件事。

甚至更进一步，我们可以假设商代晚期的王，他们的生活或许有很大一部分就在这块鬼域里。他们之所以为王，是因为具备了和祖先沟通的垄断权力。彰显他们独特地位与能力的一种方式，就是与鬼同居。这是个只有少数握有特权的人才进得来的鬼域，也是商代政治真正的核心。王和祖先，而不是王和朝廷或王和大城，才是构成商代统治权力的关键条件。

了解商代，必须回到他们的鬼神信仰、鬼神主张，人和鬼神没有隔离界线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