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老病死，此乃“人生常态”；但怎么生、怎么老、怎么病、怎么死，则可谓“人生百态”。生命诚可贵，生存价有高；若为自由故，算计少不了。为了健康，敬畏生命，有方向感地活出“人味”来，我们必须向死而生，也就不能不直面现实做出最佳选择，涉及选择也不能不、不得不算经济账。此所谓“经济地管理人生”是也！

【01】什么是“生命”？

就人类目前的有限理性认知而言，“生命”（life）只是一种地球物理生化现象，科学将之定义为“具有能量代谢功能、能回应刺激并进行繁殖的开放性系统”。

基于科学视域，生命来自于能量，能量产生植物、微生物、动物等生命现象，生命个体都要经历出生、成长和死亡，而生命种群则在一代代个体的更替中依靠基因的随机变异不断地向现实作趋同演化；但基于宇宙哲学视界，生命被看作是一种自发重演于合律宇宙的精神现象。 

如果基于宇宙哲学视界进行科学界定，生命可以一般定义为“以繁殖为目的、以自发熵变为具体方式的进化及适应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命体当然是要降低自身的熵值，但这不总是成功的：有时因为自身稳态被破坏，比如衰老；有时因为无法完全抵抗外界的高熵压力，熵变主要应该是面向代谢及调节代谢的一种物质性、能量性及信息性过程。

也就是说，生命本质上是一种“过程”。从宏观角度来说，宇宙中的一切现象都是“生命”，也就是“过程”、一种经历发生、存续、消亡的过程，其基本特点是“物质不灭”但“物质结构”会发生改变，所以，所谓“生命”的本质，其实就是物质的一种“结构”变化，是物质从无序转变为有序最终又归于无序的一种过程。其中的参与者是物质的“能量”，变化的是物质的“结构”（运动）。

生命可以一般地看作一种生长变化的物质系统。日常人们所谈的“生命”实际上专指“有机生命”，即在类的扩展上具有“动态地对外界做出反应能力”特殊属性的生命；有机生命如细胞、动物、植物等，是地球这样的星体环境中所特有的、以水为载体组成的，具有自行吐故纳新、精度复制、温和分裂等能力，不可逆转但总是持续不停地重复着或延续着这些能力的一种物质系统。

根据人类约定俗成的共识，“有机生命”简称为“生命”，或一说“生命”就是指“有机生命”，一般人都不难区分什么东西有生命而什么东西是没有生命的，但给生命下一个确切定义却是一个似乎误解的难题，这直接关系人类对自身的认知及理解。

【02】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

根据生物学定义，生命是由核酸和蛋白质等物质组成的分子体系，它具有不断繁殖后代以及对外界产生反应的能力。现代生物学认为：生命是生物体所表现的自身繁殖、生长发育、新陈代谢、遗传变异以及对刺激产生反应等的复合现象。从分子成分来看，生物体的重要特征在于，它们基本都含有被称作生物分子的蛋白质、核酸、脂质、糖、维生素等有机物，这些有机分子在各种生物中有着相同的结构模式和功能；如一切生物的遗传物质都是DNA和RNA，生命体内其催化作用酶都是各种蛋白质，各种生物都利用高能化合物（ATP、NADH...）等。

生物体的各种化学成分在体内不是随机堆砌在一起的，而是严整有序的（严整结构）。生命的基本单位是细胞，细胞内的各结构单元都有特定的结构和功能；失去有序性，如将细胞打成匀浆，生命也就完结了。生物界是一个多层次的有序结构——细胞之上还有组织、器官、系统、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等层次，每一个层次中的各个结构单元，如人体九大系统中的各器官，都有它们各自特定的结构和功能，它们的协调活动构成了复杂的生命系统。

生物体是开放系统，生物体和周围环境不断进行着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一些物质被生物体吸收后，在其中发生一系列变化，成为最终产物而被排出体外，这被称作“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是严整有序的过程，是一系列酶促化学反应所组成的反应网络；如果代谢过程的有序性被破坏，如某些环节被阻断，全部代谢过程就可能被打乱，生命就会受到威胁，甚至可以导致生命特征消失。

生物能接受外界刺激而发生反应，包括感受刺激和反应两个过程，反应的结果是使生物“趋利避害”。在一滴草履虫悬液中滴一小滴醋酸，草履虫就纷纷游开；一块腐肉可以招来苍蝇；植物茎尖向光生长，这都是应激性。应激性是生物的普遍特性，但动物的应激性表现及较明显、更富有多样性，动物的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是应激性高度发展的产物。

不管环境如何变化，生物体必需保持体内环境的稳定，以维持正常生命的活动。100多年前，贝尔纳（C. Bernard）发现，尽管外界环境波动很大，但是哺乳动物总有某些机制使其内环境维持不变；之后坎农（W. B. Cannon）把这一概念加以发展名为“稳态”。后来发现，不仅仅哺乳动物，所有的生物体，细胞，群落以至生态系统，在没有激烈的外界因素的影响下，也都是稳定的，它们各有自己特定的机制来保证自身动态的稳定。

生物都能通过代谢而生长发育，例如，一粒种子可以成为大树，一只蝌蚪可以成为青蛙；虽然环境条件可以影响生物的生长发育，但每种生物的生长发育都是按照一定尺寸范围、一定的模式和稳定的程序进行的。但是，任何一个生物个体都不能长期存在，他们通过生殖产生子代使生命得以延续，子代与亲代之间在形态构造、生理机能上的相似便是遗传的结果，而亲子之间的差异现象由变异导致。

生物从约38亿年前，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过程便是进化的结果。在进化过程中，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特有的生活环境，特定的结构和功能总是适合于在这种环境条件下的生存和延续，例如，鱼腮的结构适合鱼在水中呼吸，陆地脊椎动物的肺结构则适应陆地呼吸作用等，适应是生命特有的现象。但是，任何一种生物对所处环境的适应总是相对的，同种个体由于遗传和表型上的差异，对环境的适应也总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别；只要存在这种差别，哪怕是很轻微的，自然选择就会发生作用，推动群体向更适应环境的方向进化。

【03】人的生命

由于生命的复杂性，使得生命没有一个准确定义，只能抓住生命本质的复杂性去定义生命。

有人将生命定义为“具有自催化特征的循环反应分子体系，一种能和环境共同循环、通过协同作用、整合作用所构成的在功能上耦合的超循环组织”。按照这个定义，大量分子体系的循环反应，通过协同作用能够相干进化，从而保持稳定状态，其信息可以储存在大分子DNA上，也可以通过复制、转录、翻译的生物化学循环反应结构而放大，形成个体，这就是生命。

按照传统定义，病毒不是完整的生命；而按照这个定义病毒就是完整的“生命”。病毒必须依赖细胞而生存，对于病毒来说，细胞就是它的生存“环境”，能和环境共同循环。共同循环的概念超越了“应激性”的概念，稳态与进化是根本，而遗传并不是必须的。

综上所述，可以给出有关“生命”更为周延而贴近现实的定义：生命是由核酸、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所组成的生物体不断进行着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换的一种综合运动形式。

人的生命是出于一定社会环境关系中的、具有自我意识的生物实体，是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高度的统一体，其社会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生命的最本质特征；关于“人生的意义”，即在人的生存中的价值判断，应强调生命的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和人性价值的统一。

【04】自私的基因

自我调节、自我复制是生命的一个本质属性。狭义地说，自我复制是指DNA分子的解旋、两链分开，各自合成互补链，从而形成两个新的然而又相同的分子；广义地说，它包括细胞分裂、繁殖在内，因为分裂、繁殖也是在分子复制基础上进行的，但由于生物繁殖有周期性，同时也由于疾病、杂交等原因会造成某些生物失去繁殖力，所以繁殖难以作为生命的基本属性。只要不是处于解体状态下的生命，总存在自我复制，因而是贯串生命过程始终的属性。

在离体实验中，细胞的裂解产物在一定条件下仍然维持 DNA的合成，某些单链 DNA在人为的条件下也可以转变为双链形式；然而，非生命系统自身却不能实现 DNA复制，尽管在人工条件下给予各种必要的核苷酸和解旋酶、聚合酶、连接酶等DNA也能复制，但其造成的过程是短暂的。可以说，自我复制这种功能是生命系统固有的特点。这种“自我复制”的基因是“极度自私”的，而人性恰恰奠定在其中。

英国著名演化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和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1941）是当今仍在世的最著名、最直言不讳的无神论者和演化论拥护者之一，有“达尔文的罗威纳犬”（Darwin's Rottweiler）的称号；他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1976/1989/2006）为人们科普指出：

我们都是求生存的机器——机器人的化身，暗地里已被输入某些程序，用来保养这些叫做「基因」的“自私分子”！因为DNA为了达成复制自己的目的，把我们这些生物当作机器人，暗地操弄着我们求生繁殖，演化出各种行为，诸如雌性会慎重审视追求者、雄性必须抢地盘才受青睐、布谷鸟幼雏会把养父母的蛋扔下树、幼鸟饿了会哭叫、雄鹿长出美丽的叉角、瞪羚看到敌人会跳高示警、猴子彼此抓虱子、乃至蜜蜂分工合作的社会生活，都是自私基因的产物。不过，基因没有意识，怎么能够既「自私」又「合作」呢？道金斯藉本书告诉我们：这些无关好坏、无关对错，都是天择的结果。然而，基因也让人类发展出能思辨的大脑，使得地球上只有我们可以摆脱基因的控制。

在该书中，道金斯将社会学说中的主要论题逐一做了详细介绍，如利他和利己行为的概念、遗传学上的自私的定义、亲族学说（包括亲子关系和群居昆虫的进化）、性比率学说、相互利他主义、欺骗行为和性差别的自然选择等；同时，以生物学研究上的进展及自己的理解为基础，将生物进化的单元或层次确定于基因，并通过对伦理学语言的运用，说明基因的基本特性就是“自私”。

道金斯认为，基因为达到生存目的会不择手段。比如，动物照料它的后代，从生物个体的角度来看，这也许是一种利他行为；而正是因为基因控制着这种行为，它才能通过动物照料后代的这种利他行为完成自身的复制，从而使其自身得以生存。显然，所有在生物个体角度看来明显是利他行为的例子，均是基因自私的结果。基因唯一感兴趣的就是不断重复地拷贝自身，以便在进化过程中争取最大限度地生存和扩张。由于基因掌握着生物的“遗传密码”，所以一切生命的繁殖演化和进化的关键最终都归结于基因的“自私”。

道金斯指出，生命（生物）演化的驱动力不是个人、全人类或各个物种，而是“复制者”（replicator）。所谓“复制者”既包括“基因”也包括“迷因”（一种文化资讯传承时的单位）。基因是细胞内决定某一生物体的性状的遗传物质，是我们生命体的原动力——自私并且只对自己的生存和繁殖感兴趣；行为和生理机能可以由基因的永久性来解释，我们只是自己基因的传播媒介，是一套“生存机器”（survival machine），而这些“机器”的价值体现于是否能够提高基因存活与繁衍的成功率，即使那些看起来“利他”（altruistic）的行为都符合这个“自私”的模式。比方说，既然子女会有一半的基因和母亲的相同，如果一位母亲会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她的孩子，那么她的基因就会继续存活下去；因此，她看来无私的行为实际只是基因（即“复制者”）利用生存机器确保自己的复制体更可能存活下去的一个策略。而所谓“迷因”，类似作为遗传因子的基因，为文化的繁衍因子，也经由复制（模仿）、变异与选择的过程而演化。举例而言，某个人类大脑中的观念（迷因），经由模仿或是学习复制到不同人的大脑中；而经过复制的观念并不会与原来观念完全相同，因此产生变异。这些相似但有所不同的观念，则在散布时互相竞争，因此出现类似天择的现象。

一言以蔽之，人生来是自私的，人性源于“自私的基因”。这个观点同样能说明很多生物的行为，竞争性、争斗性的行为当然是可以追溯到基因的自私性，就连“利己主义”与“利他行为”也是自私的基因在作祟；在“利己”与“利他”两种可选的策略中，哪一种能使更多的基因生存和复制，生物就会选择哪一种策略。由此人类窥见了社会关系中基本的对称性和逻辑性，诸如计划生育、世代争斗、两性争斗以及最亲近的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夫妻之间都存在纠缠不清的关系，人们都可以从中看出基本的对称性逻辑关系，基于此，人们的政治见解当会重新获得活力，人们也必将对自己受苦受难的许多根源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05】选择性反应与生命目的性

对体内外环境的“选择性反应”是生命系统的又一重要特征。“反应”是非生命物质与生命物质都具有的属性。所不同的是，发生于非生命物质中的物理的、化学的反应，都不是自我完成的过程；只有生物有机体才独立地发生反应，而且这种独立的反应是有选择性的，它受着有机体自身的控制，并随体内外环境条件的不同而不同。

生物的选择性反应也是几个系统协调活动的结果。简单原核生物的反应是如此，高等生物的选择性反应更是如此。因为，高等生物体内存在各种不同的酶系，这些酶不仅以其高效率的催化为无机催化剂所不可比拟，而且具有严格的选择性；同时，生物体内酶的活性受到多方面因素的调节和控制，酶与酶之间、酶和别的蛋白质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都会影响酶的活性，而且一个酶的产物对另一个酶的活性也有正的或负的影响。

在外部行为上，生物的选择性反应表现得更为明显。例如，饱食状态下的动物对食物不发生反应；新奇的动因最初能引起动物的注意，但久而久之，其反应就变得很弱，等等。事实上，任何生物对环境的反应都是有所反应、有所不反应，或者同一动因有时以这种反应形式而有时又以另一反应形式出现，因此反应是选择性。

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曾列举了生命的三大本能——求生、生殖和母爱。关于母爱，在低等的生命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像很多单细胞生物，它们的生命行为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重复细胞“生长—分裂—生长”的简单过程；母爱应该是高等动物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本能行为，在一些物种中这种“母爱”甚至能超越自身，变成一种“损己利他”行为。

法国生物化学家莫诺（Monod,Jacpues Lucien，1910~1976）认为，动植物具有这样的本性和目的性：“植物生长、寻求阳光、死亡；动物窥伺捕猎目标，攻击敌害，饲养和保护幼仔，雄性为了占有雌性而争斗......这些生物全都有一个目标：活下去，并使自己的后裔活下去，哪怕是以死亡为代价。” 

还有人认为，“一个生物的目的是生存、竞争和繁衍、发展、进化、改造宇宙和能量”，而竞争可看成是求生的一种方式；当然，合作现象也可看成是一种广义的竞争，可以发生在种间（如互惠的共生现象），也可以发生在种内（如动物的群体捕猎或防御行为） 。正如美国演化生物学家（George C. Williams，1926~）所说，由相互作用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也许以这样一种方式适应性地组织起来，即个体利益通过一种功能上的从属关系服从于群体利益 。

因此，概括地说，一切生命（隶属于特定的物种）必定具有三大内禀的原始目的性，关乎食料、生存与繁衍，即：① 当然在适当的养分和水分存在的前提下，享受阳光的沐浴以获取植物合成的有机物（对食肉动物来说则是间接）；② 求生（至少在繁殖成功之前），虽然许多物种的雄性在完成交配后立即死亡（这是多么残酷之生命程序啊）；③ 繁殖或交配，无论通过无性还是有性的方式——无性，就存在大自然中花儿和蝶儿的灿烂，就没有迷人动听的鸟语啁啾，就没有雄性间为爱之殊死搏斗……当然，没有繁殖，任何物种都将不复存在。

正如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约前99年~约前55年）在其哲理长诗《物性论》（De Rerum Natura）中所说，“那神圣的欢乐，生命的引导者引诱人去接近的那些东西，她给人们做带路的向导，目的在于通过她的爱的狡谲勾诱，叫人类永远繁殖出新的世代以免灭种”。

总而言之，自我调节、自我复制、选择性反应和目的性，是生命区别于非生命的重要特征。生命系统的这些特征，就其基础而言，无疑是物理化学过程并服从物理化学规律；可是，这些物理化学变化的结果，却转化为一种有生命的物种，成为生命所特有的属性。虽然这四个基本属性的某一个，或某个属性的某些侧面，在无机界也可能存在，但只有在生命中，这四个属性才有可能联系并相互结合在一个系统中。

【06】古代生命观

古希腊哲学家，倾向于把一切尚不了解的产生运动的原因称之为“力”；以后的学者们就借用了这个“力”的概念，研究了各种运动，如物理学中的“引力”、“电磁力”，化学中的“亲和力”等等；后续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未弄清古希腊哲学家很早就提出了所谓“活力”或“生命力”是什么。而中国古代哲学家，倾向于把尚不了解的产生运动的原因归之为“气”，生命被看做是“气”的活动，诸如“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气”也是不明确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有很不同的解释，如“人之生，其犹冰也，水凝而为冰，气积而为人”，也有把生命比作火的，如“人含气而生，精尽而死，死犹撕，灭也，譬如光焉，薪尽而火灭，则无光矣，故灭火之余，无遗炎矣，人死之后，无遗魂矣”，这些先贤把生命看成一个物质运动过程，而且常把生与死连起来讨论，例如“有血脉之类，无有不生，无生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把生命看作是与死亡对立的事物。

古代生命观，可以大致分为特创论、自生论及他生论。独创论认为，生命是由超物质力量如神或上帝等所创造，或者是某种超越物质决定的；这是在人类认识自然能力很低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观念，后来又被社会化的意识形态有间或无意地利用，致使崇尚精神绝对至上的人坚信特创论。上古时期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能力较低，但已能进行抽象的思维活动，根据现象作出了生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结论，代表思想有中国古代的“肉腐生蛆，鱼枯生蠧”，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有些鱼由淤泥及砂砾发育而成”等。随着人类自我认知的扩展和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蛆是由苍蝇产卵而来，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法国著名微生物学家）之后，人们认为生命由亲代和孢子产生，即生命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产生，但是生源论没有回答最初的生命是怎样形成的。

此外，古代生命观还有佛教生命论或精神宿命论。日，月，星，尘。风，火，雷，电，磁。金，木，水，火，土，是宇宙阴阳能量流转的低等体现，有了基本的自然元素条件，才能孕育生命。释迦牟尼佛说：“众生皆平等。”这里的生命泛指具有呼吸能力、延续能力的现象，而呼吸是生命体表达阴阳的高级方式。基于此，宇宙万物都是由“精神”（精气神）所构成的，万物都是神的旨意构造的，人是宇宙精神的个体化，宇宙的秘密即在人类自身，有待解读。人自己即为单个的宇宙整体，太阳穴对应着太阳的位置，心脏对应着地球的位置。古人的“天人合一”就是说万物变化都会有相对应的必然的内在联系，中医的“三花聚顶五气朝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与宇宙运动变化发展的关系。整个宇宙及世界，是一个和谐统一体，任何事物都是逃不出这个和谐法则而得以孤立存在的。生命在天为“气”，在地为“气+型”，在物为“气+型+情”，在人为“气+型+情+义”；人存乎于天地间有别于它物就在于情义，“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这是孟子的名言，不可于情义者亦不可为万物灵也。

一个生命载体的诞生，并不单纯是一个单生细胞组成那么简单，它更是内在精神个体的外在反映。这种精神个体有悖于他物，并且与生俱来存在个体差异性。生命并不是从无到有，而是逐渐展开的过程，每一步都惊心动魄，都痛苦万分。任何生命体征的存在与个体构成中，唯精神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可以赋予万物不断向上的动力，并主宰着整个宇宙空间的变化与衍化。一粒种子，一株草，一棵树，地面上一切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应用精神的定义去解释。缺少了精神，这个世界也就等同于灭亡。基于此，宇宙全闭息理论认为，“现在”对应着未来亦或是过去的某个点，未来不是没可能穿越的，历史也不是没可能改变的，只是缺少必要的条件；随着未来人类认知程度的不断深入，对于生死的解读与人类自我的认识，会趋于真实和完善。

【07】现代生命哲学：黑格尔与恩格斯

根据生命形态表现特征所归纳的生命定义，在现代科学出现后，人们对自然现象分门别类加以研究，不同科学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生命，因此对生命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大致说来，20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从所有生命形态的共同表面特征归纳出“生命”的定义，认为生命是一个具有与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生长繁殖、遗传变异和对刺激作出反应的特性物质系统；这种定义描述了生命活动的一般特征，具有一定的科学认识价值。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愈来愈觉得这种定义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所有的这些特征都可以有一些例外。

在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G. W. F. Hegel；1770~1831）哲学体系话语中，“生命”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核心概念。早年，黑格尔为了解决人的异化问题，提出了“生命”这个灵魂与肉体、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概念；后期更是把生命逻辑化，看成是直接性理念，同时提出了逻辑的生命、自然的生命、精神的生命三种生命观，进而把生命的概念泛化，甚至把整个世界以及整个思想体系都看成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在黑格尔那里，生命概念是个精神性的东西，其灵魂是生命和精神的自身运动，即概念的自我的、能动的、否定的运动，否定性使得辩证运动成为可能。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在《反杜林论》中给生命下了一个定义：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形式，这个存在形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和它周围外部自然界不断地新陈代谢，而且这种新陈代谢一旦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这个定义是在批判杜林关于生命定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杜林（Karl Eugen Dühring，1833~1921，19世纪德语作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曾把生命定义为“细胞的新陈代谢活动”；恩格斯认为，高级的生物确是由简单的类型“细胞”组成的，但有低于细胞的生物，它们和高级的生物相联系，只是因为它们的基本组成部分是蛋白质，从而它们执行着蛋白质的职能——生和死。

恩格斯的生命定义与他关于物质运动形式的思想是统一的。恩格斯认为自然界存在五种运动形式，即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命运动和社会运动；这五种运动形式从历史的角度看，反映了自然界演化发展的顺序，每一种后面的运动形式都是由前面的运动形式演化来的；不同的运动形式有不同的物质承担者，有不同的运动规律，高级的运动形式包含低级的运动形式。生命运动是一种高级的运动，它是由化学运动发展而来的，它的物质承担者及其运动规律都不同于化学运动，但生命运动包含化学运动。恩格斯当时非常强调自然界的连续性，如果把生命定义为细胞结构之上的活动，就难以解释生命的起源问题；他特别重视从无机界到有机界的辩证发展过程，所以选择了蛋白体作为生命活动的物质。

恩格斯所说的蛋白体是广义的，它甚至不是现化意义上的一种高分子，而是一种物质系统。在恩格斯看来，生命和蛋白体等价的，生命是“蛋白质所固有的，生来具备的，没有这种过程，蛋白质就不能存在。”20世纪前半叶，随着生物化学的研究进展，人们对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有了越来越清楚地了解，蛋白质形态复杂，功能各异，在生命活动过程中的作用异常重要。所有这些使得很多人更加坚信生命的分子基础就是蛋白质。恩格斯说的“蛋白体”就是指核酸和蛋白质。也就是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由此从根本上否定了上帝造人的神创说。恩格斯的生命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生命的物质基础，即具有新陈代谢功能的蛋白体，百余年来这个定义一直指导人们认识生命的思想；此外，恩格斯甚至大胆地提出，既然生命是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那么只要条件合适，生命之花当然也可以在别的星球上开放，现代天文学家肯定了这种说法。 

【08】生命的微观结构

随着天文学的大发展，人们提出地球生命来源于别的星球或宇宙的“胚种”，这种认识风行于19世纪。按照“宇宙胚种论”，所有生物有统一的遗传密码，稀有元素钼在酶系中有特殊重要作用等事实，为该论点提供了一些支持。根据分子生物学，人们对构成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生命体的形状、大小和结构可以千差万别，但他们都是由脱氧核糖核酸（DNA）、核糖核酸（RNA）和蛋白质等大分子为骨架构成的。

DNA是由四种不同的、叫做脱氧核苷酸的小分子（单体），按一定排列次序组成的一条非常长的分子链，例如大肠杆菌的DNA就是有约两万个脱氧核苷酸分子组成的长链；在各种不同形式的生命体中，DNA相当于同样的字母写出的长短不同、排列次序不同、因而意义也不同的书。而RNA，也是由四种不同的叫做脱氧核糖核苷酸的单体连接而成的分子链，其情况与DNA相似，但链较短，各种不同形式的生命体有着各式各样长短不一的分子链，RNA蛋白质是由20种不同的氨基酸单体按照一定次序连接起来长链分子，各种不同的生命体中具有各式各样的单体排列的长短不同的蛋白质链，链的折叠、卷曲形状也不同。总之，各种生物的DNA、RNA和蛋白质都分别由四个脱氧核苷酸、四种脱氧核糖核苷酸及20种氨基酸单体组成，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由通用的“元件”组成的。这些核酸、蛋白质在各种生物的生命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也基本相同。

由于DNA可以自身复制，因而使生命物质具有繁殖和遗传的能力。由于DNA能通过转录和翻译决定RNA及蛋白质的结构，从而控制了生物的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而复制转录及翻译这些过程又都需有蛋白质酶及RNA参与。这样，就有了一个分子生物学的生命定义：生命是由核酸和蛋白质特别是酶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可以不断的繁殖的物质反馈循环系统。 

这种说法是对生命物质的微观结构及其运动过程的描述，它概括了分子生物学的一些重要的理论突破，但仍然有一些界限不清楚的地方。例如，自然界有一类东西称为“病毒”，病毒只是一些裸露的环状核酸，是由核酸链和蛋白质外壳构成，单独存在时，它好像一种纯粹的化学物质，并可结晶，而一旦进入了活的特定的宿主细胞中，就可利用宿主细胞内单体能量的供应、复制转录和翻译的“机器”自我繁殖。此外，类病毒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些物质是否具有生命？

有人认为，只要能控制自身繁殖和遗传变异并对进化力量独立做出反应的都应称之为生命。如果这样讲，那么病毒、噬菌体、质粒之类的物体就都可划为生命体。也有人认为，生命必须能够独立自主地复制、转录、翻译，而病毒类病毒和质粒等是一种不完整的生命形态，它们都是寄生的，不能独立存在。后一种观点也不能成为明确的生命定义，因为生命体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物，生命与周围环境与其他生命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使得什么是独立生活、什么是寄生生活失去了明确的意义，因此还需要从宏观的角度，也就是从生态学去研究生命观。

【09】生命的宏观视野

苏联学者A.N.奥帕林（1924）与英国学者J.B.S.霍尔丹（1929）相继提出“化学进化论”生命观，主张从物质的运动变化规律来研究生命的起源，认为在原始地球的条件下，无机物可以转变为有机物，有机物可以发展为生物大分子和多分子体系直到最后出现原始的生命体。1936年，奥帕林在《地球上生命的起源》一书，首次全面论述生命起源问题，他认为原始地球上无游离氧还原性大气在短波紫外线等能源作用下，能生成简单有机物（生物小分子），简单有机物可生成复杂有机物（生物大分子），并在原始海洋中形成多分子体系的团聚体，后者经过长期的演变和“自然选择”，终于出现了原始生命即原生体。随后，化学进化论的实验证据越来越多，己为绝大多数科学家所接受。

而生物物理学着重从物质运动的一般规律上指明生命特征：有序和熵。按照地球物理学的观点，物质和能量是守恒的，地球与外界没有物质交换，只有从太阳辐射得到的能量，而又将能量反射和辐射到太空之中，太阳辐射到地球上的能量以地球反射和辐射到太空中的能量相等；尽管地球的物质和能量都没有显著的变化，但地球上各种元素由于太阳辐射发生了不同的反应产生了不同的运动，这些运动导致了地球上物质的不均匀分布；因太阳辐射所造成的能量流动对地球的影响在一个长时期内的是稳定的、有节奏的和有规律的，所以地球物质分布的不均匀也是有节奏和有规律的。这就产生了地球物质分布和运动的有序状态。

热力学第二定律用一个叫做“熵”的函数来衡量一个系统的均匀程度。一个孤立系统，即与外界没有物质和能量交换的系统，运动总使熵（无序值）增加；当熵达到极大值时，宏观物质运动就会停止，即达到热力学平衡，此时系统处于均匀的、无序的状态；而地球不是一个孤立系统，而是一个闭合系统，即与外界只有能量交换而无物质交换的系统，它受到太阳辐射的能量，同时又向太空反射和辐射能量，太阳辐射出来的能量使太阳表面呈高温状态（约5800℃）。根据熵的定义，太阳属于相对低熵区域，由于地球表面温度远低于太阳，地球向太阳反射辐射的能量，处于相对高熵区域，可用这样一个公式来描述：

这里S代表熵，dS/dt代表熵随时间的变化率，Q代表能量，dQ/dt是能量随时间的变化率，T太阳和T地球代表太阳表面温度和地球表面温度。这个公式小于0表示在太阳转化过程中，地球的熵在下降，地球上的物质和能量由此处于不均匀和有序状态。

而生命则是个开放系统，它与外界不仅有能量的变换，而且有物质交换。生命体实际上是从环境中取得以食物形式存在的、高熵状态的物质和能量，把它们转化为了低熵状态并把废物排出体外，从而保持自身的熵处于比环境更低的水平，也就是维持着自身的有序状态。生命体的有序性从分子水平看就很明显，大分子如核酸、蛋白质在各种细胞中都有一定的排列顺序，以至一个生态系统都有一定的空间结构；有序性不但表现在空间分布上，也表现在生命体的活动规律上：生长、发育、生殖、衰老、死亡以及对外界刺激作出有规律的反应等。从热力学的观点来看，这些现象都出自太阳辐射的作用，但只有地球上有生命活动，生命的出现必然还有它自身内在的因素。 

【10】生态学与矛盾论

关于生命起源、生命本质的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争论。机械论有时也被称为还原论，它认为生命现象可以用物理科学的规律加以阐明，高级复杂的规律可以还原为比较简单更为基本的规律。生机论把生命看作是一种机器，并且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表达形式；16、17世纪钟表机械很时髦把它看作像钟表那样的东西，19世纪发明了蒸汽机人们把生命体看作是一种“热机”。而就已知的事实看，太阳系内，生命活动只见于地球的生物圈——由高约离地表20公里的大气层，直至地表十几公里的深处，这一相对来说不算厚的空间构成。

在生物圈内，有的生命具有叶绿素，可进行光合作用，大部分植物、蓝藻和部分细菌属于这类生命；还有一些生物没有叶绿素，不进行光合作用，必须依靠摄取自养生物或其它生物为食而生存，称为异养生物，真菌、动物（包括人在内），以及大部分细菌属于这类生命体。生物圈中的无机物质，通过自养生物的光合作用进入了生物体，其中一部分通过自养生物自身的代谢活动而回到无机世界，一部分为异养生物所摄取，通过其代谢活动又回到了无机世界，而大部分植物秸秆和动物尸体最后都经腐生生物（也为异养生物）的降解作用而最终返回无机世界……这样就形成了生物圈内的物质运动循环，这种循环运动都是单方的进行、不可逆转的，在这个循环运动中少了哪个一环或那一个环不畅通，都会影响到整个生物界——没有自养生物或自养生物不足，异养生物当然难以生存；但只有自养生物，没有异养生物，大量有机物质积累后不能降解，也会阻塞自养生物继续生存的道路。

从物质的简单型式来看，如在大气中的以二氧化碳形式存在的碳元素，经过自养生物的光合作用，与水化合成糖类进入生命体内，一部分经过自养生物自身的呼吸作用，重新成为二氧化碳回到大气中，其余部分则被各种异养生物所利用，通过它们的呼吸回到无机世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碳元素的循环，这个循环在生命中还必须与其它很多元素（如氢、氧、氮、磷、硫等）的循环，通过化学反应藕合起来，同时推动这些元素在空间进行循环运动。这样的循环不仅在宏观的生物圈中存在，在生物体的微观运动中也是存在的。生态学把生命看作是生物圈中种种不可逆的物质循环过程的中心环节，但它仅描述了生命外部条件极其所处的地方，亦未指明生命本身的质的特点。

基于矛盾论，弦每次振动都会产生基本粒子和自然力，两者结合后进一步生成宇宙万物；而基本粒子的惯性和自然力的作用所产生的效应，正好是一对矛盾存在——惯性维护平衡与作用造成变化。所以说，惯性维护平衡与作用造成变化是物质最基本的属性矛盾，正是这一矛盾推动着物质从无机物到有机物到原始生命到动植物到人类的演变进化。惯性维护平衡外化出了生命的新陈代谢，内化出了生命的遗传；作用造成变化外化出了生命的生老病死，内化出了生命的变异。惯性维护平衡与作用造成变化外化出的新陈代谢、生老病死体现在生命的生存生长上，内化出的遗传、变异体现在生命的繁衍生息上。这样，生存和繁衍就成了生命的两大属性，死亡和变异就成了生命的两大必然。正是惯性维护平衡推演出的需求斗争的愉悦、欲求繁衍的交欢，作用造成变化推演出的生老病死的苦痛、异化变性的短命，支撑维系着生命的生存和繁衍，并进一步衍生出了人的生命生存层面的自然属性和种群延续层面的社会属性。 

最新科学发现：据2022年9月英国《新科学家》杂志官网报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毅力”号火星探测器在火星上发现了大量有机分子——被认为是生命组成部分的含碳分子，这些物质的发现或使火星干涸的河流三角洲地区成为寻找生命的理想之地，有助于揭示火星是否存在生命这一核心问题。

【11】生命与健康

所谓“健康”（Health），实际上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展阶段和社会文化环境下，其具体含义是有差别的。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所理解的“健康”其主要含义可能就是仅指“没有疾病或伤残”。目前，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界定，不仅仅是指“没有疾病或伤残”，而是更广泛地指人所拥有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的一种完好状态”。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自由、幸福等也将成为“健康”的题中之义甚至是最实质性的含义。

一般地说来，健康既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价值和基本目标，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生命基础、基本途径和必要手段。从个人角度来看，健康意味着能够自如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能够充满活力、精力充沛、心情愉快和自主平等地参与包括生活、工作和学习在内一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人们的健康水平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是不断变化的，随着生命周期的推进，“衰老”（Aging）是不可避免的，其健康存量随着这个自然过程总体上呈现一种不断下降的趋势。从社会层面来看，健康意味着社群和谐、社区卫生，意味着国民身体素质水平高、国民文化精神状态好，也意味着社会秩序井然、社会风气积极向上；不同发展阶段、民族国家、人种特征、宗教文化类型和政府治理结构，其健康标准和状态也大相径庭。

在统计度量上，一般最能标度个人或社会健康状态的指标是寿命或死亡概率，通常用平均预期寿命提高，或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下降等，来反映健康改善状况。在人口统计上，就一个人而言，其寿命就是死亡时的确切年龄；对于同年出生的一批人来说，其平均寿命是根据每个人寿命计算的一个平均数；从一个人口群体来看，其平均寿命则是相当于现有分年龄死亡水平的假设一代人的平均寿命，也就是根据生命表中不同年龄组给定死亡概率预期一批人从出生到死亡平均每人一共可以活到多少岁数，因此又叫“平均预期寿命”。

用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或死亡率的降低来反映健康状态，其优点是简单明了，因为寿命或死亡确是健康与否的一个绝对清楚的标志；但其局限性也恰在于此，因为大量的疾病或不健康情况并不致命，例如小儿麻痹、类风湿等那样的“死不死、活不活”的慢性疾病，对人们的健康和人力资本技能造成很大危害，这些情况用简单的寿命或死亡率指标往往难以准确反映。为了量化反映失去健康生命的全部损失，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设计了一个“由伤残调整的生命年”（DisabitityAdjusted Life Year,简称DALY）指标，用以综合测算因疾病早亡或伤残而减少的健康寿命年数。

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关于DALY指标的计算方法大致是这样的：首先，通过可得到的死亡原因记录或在记录不可得到的情况下以专家判断作为补充，把某年份的所有死亡案例按年龄、性别和地区分布进行死因统计，把在一个低死亡率人群中的预期寿命与每一起死亡时的实际年龄之差定义为因死亡而失去的健康寿命年数；同时，对于残疾情况，则在社会调查并在调查数据得不到的情况下以专家意见作为补充的基础上，按年度、性别和地区分布对各个种类的发生率进行估计，其失去健康生命的年数于是由预期残疾年数(直到康复或死亡为止)乘以一个度量残疾与死亡相比的严重性权数(疾病被分成六等残疾程度)而得到的积；然后，把死亡和残疾的损失结合起来，以3%的贴现率对未来年份的健康生命值折现，并采用年龄权数对不同年龄失去生命的年数赋予不同的相对值(从出生时的零开始急剧上升，在25岁达最高值，然后随年龄增加而逐渐降低)，折现和年龄加权的综合影响结果即为每个年龄上死亡所造成的DALY损失。

此外，在有些研究项目中，也可以通过个人自评健康状况，或由医护人员根据医疗记录（如发病率、患病天数等）所做的健康状况评价，来度量一定研究对象个人或群体的健康状态。但是，应该清楚的是，健康状态度量是复杂而困难的事情，不存在唯一精确、绝对科学的计量方法，只要相对研究项目情景而足够说明问题且具有现实可行性即可。

【12】医疗卫生与健康投资

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健康既是人们增进效用、获得幸福的“耐用品”（Durable Goods），也是人们未来工作、学习和取得收益的一种典型“资本品”（Capital Goods）。人们通过健康“投资”（投入健康资本品）和“生产”（产出健康耐用品）以获得健康幸福的生活（健康品所带来的效用）。健康生产是由健康投入品（食品、药物等）经过健康生产人员（医生、护士等医疗服务及管理人员）的劳动，在特定的健康生产方式（通常所说的“生活方式”）组合起来，最后获得健康产出成果的。在使用和消费中，如同物质资产存在折旧问题一样，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和社会经济环境，个人或社会的健康资产折旧程度是不同的，由于预期寿命的延长，总的来看健康折旧率是不断降低的。健康投资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但是，由于健康生产和消费具有特殊性，健康经济问题研究往往面临复杂而困难的处境。

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来看，如同由教育培训形成的知识技能一般，健康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存量，或者说是人力资本存量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由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服务两种基本投资途径或生产形式获得并动态形成的。一方面，健康具有显著的私人性，各种临床医疗服务可以给服务对象个人带来可见的效用和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健康又具有显著的公共性，通过公共卫生维护，疾病减少、卫生环境改善，可以使整个社会健康水平提高、国民收入增加。

临术医疗服务的主要任务是，对已经出现的各种人体病变的治疗，使人体恢复健康状态。包括对各种生育性疾病(如妇科及围产期疾病)的临床治疗服务，对各种传染性疾病(如肺结核、性病、腹泻、肝炎、脑炎、虐疾、麻风病、肠道蠕虫、呼吸道感染及儿童麻疹等)的诊治，对恶性赘生物、糖尿病、营养及内分泌性疾病、神经性精神病、感觉器官病变及心血管、呼吸道、消化道、生殖泌尿系统、肌肉骨骼等病变的临床治疗，以及对因各种意外事故、自伤 、暴力和战争等所造成的创伤进行手术急诊治疗，等等。保证每个人在必要时都有机会和有能力得到基本临床服务，是保护和维持一国人力资本存量、提高人力健康资本水平的基本要求。

公共卫生维护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提供基于整个人群健康状况的卫生防疫服务和管理工作，以保证群体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和公共卫生环境不断改善。其主要内容包括：防疫，对肠道寄生虫等传染性疾病进行群众性普查和大规模诊治，有组织地改善妇女、儿童营养状况，计划生育服务，加强烟草、酒类和毒品的监管工作，清除环境污染，加强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的预防、治疗和控制，等等。公共卫生维护具有显著的社会外溢效应，一般需政府出面投资和组织。

无论是临床医疗服务，还是公共卫生维护，其基本功能就是防治各类人体病变、维持人类身心健康，直接结果都是带来人们健康水平提高（健康资本存量增加），并由此而提高一国人力资本的总体水平。健康投资，作为一项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是指一定时期用于预防和治疗人体病变、维护和保持人们身心健康所花费的所有支出。从内容上来看，健康投资包括花费在医药，医疗机械 、设备及设施，医务人员服务报酬支付，医疗科学技术研究和情报调查等方面的直接费用；也包括用于公共卫生(包括环境、食品、劳动等卫生工作)，地方病、寄生虫病、急慢性传染病的大规模防治，以及卫生检疫和卫生宣传方面的间接性费用；更广泛地，还应包括人们花费在休闲、娱乐及体育锻炼等方面的支出，而且这些投资是更积极、收益更大和收益期更长久的健康投资。健康投资是一种可以为投资者带来预期经济收益的生产性投资。

健康投资，特别是用于大规模预防危害青壮年人群的传染性疾病和改善公共卫生环境方面的投资，具有极高的社会性效益回报率。对于某些疾病(如小儿麻痹症、艾滋病等)而言 ，进行预防性的投资支出，即使不考虑它所直接减少的DALY损失和提高的生产率收益，仅就它所节约的医疗费用而言也是非常合算的。据一项测算表明，在美洲投资2.2亿美元会减少2 2万例小儿麻痹症，并节省3.2亿到13亿美元的年度治疗费用，即便按12%的高贴现率计算，这项投资的净收益也在1800万到4.8亿美元之间；一项对9个发展中国家和7个高收入国家的研究表明，在扣除了一生的医疗费用以后，预防一例艾滋病平均将节省两倍的人均GNP，在一些城市地区节约额可高达人均GNP的五倍以上。可见，健康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确是一种具有较高回报率和普遍经济收益的生产性投资。

【13】健康经济悖论

虽然有相当多的研究文献证明，健康投资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但是，医学史方面的实证数据却显示健康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有些不相关。这里有两个基本史实与人们经验感觉不相符合：一是在前现代社会（20世纪以前），尽管医学临床治疗技术在不断进步，但医疗保健对于降低人口死亡率所起的作用却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二是在现代社会（20世纪以来），尽管医疗保健费用一直在快速攀升，但其边际贡献却很小，且越来越小甚至为负值。我们姑且将之称作“健康经济悖论”现象。

大量医学史研究文献证明：20世纪以前，鼠疫、结核、天花、肺炎、流感、痢疾、霍乱、腹泻等传染性疾病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元凶，但这些疾病引起的人口死亡率在20世纪初大都已经下降到相当低的水平，而医学上对于这些疾病的有效预防技术和治疗方法大都是在20世纪以后才出现的，也就是说，这些有效治疗方法通常是在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以后才出现的。在现代医学出现之前，欧美国家通过创造清洁环境、改善饮食卫生条件，大幅度降低了斑疹伤寒、结核、猩红热、麻疹和霍乱等烈性传染病的死亡率。在20世纪上半叶发明氯霉素、青霉素、雷米封和麻疹接种疫苗之前，美国猩红热、伤寒、肺结核和麻疹等四种常见传染病的死亡率就已经下降到很低的水平。婴儿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的下降也主要是通过加强母亲营养和改善喂养护理条件来实现的，而与产科技术没有太大关系。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在传统社会中，公共卫生对于健康改善、死亡率下降的影响作用要大大小于饮食营养改善所起的作用。 总之，“19世纪末以来，通过水和食物传播疾病的死亡率迅速下降与医疗干预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描述医疗卫生费用快速增长趋势，几乎成为所有健康或医疗卫生经济学文献的开篇程式。 从前文所描述的中国医疗费用增长情况（见图9-1）来看，总费用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政府财政支出增长速度，而社会卫生支出份额也在下降，意味着居民个人医疗费用的快速增加。就美国的情况（见下图）来看，医疗费用总支出从1960年的269亿美元，提高到1990年的6994亿美元，1998年上升到11491亿美元；人均医疗费用支出，从1960年的141美元，提高到1990年的2689美元，1998年上升到4094美元。从医疗费用总支出在GDP所占比重来看，美国从1960年的5.1%提高到1990年的12.2%，90年代基本稳定在13.5%左右。但是，从卫生保健对健康的边际效益来看，有数据显示几乎处于“曲线的平坦部分”，健康的卫生保健支出弹性（健康变化百分比/卫生保健支出增加百分比）很小，根据美国1969~1998年公布的有关研究数据大约在0.2~0.7之间，最近研究发现其弹性围绕0.1小幅波动，但相对来说，卫生保健支出对黑人、妇女和婴儿健康弹性更大些。

其实，“健康经济悖论”现象并不悖理，它只不过是遵守边际收益递减定律的一般生产函数曲线，在影响因素复杂多元的健康生产情形下之极端表现罢了。健康总量曲线呈凹向横轴变动，意味着随健康规模扩大，其投入要素的边际产量或收益是递减的。人的健康状况除了与临床医疗技术水平直接相关外，还受遗传基因、自然地理环境、饮食质量或营养状况、生活方式或习惯等复杂因素影响；而且前者（患病治疗）是果而后者是因，临床医疗服务对维持健康的主要作用只是在患病以后所采取的一种应急性的被动补救措施，而遗传基因、自然地理环境、饮食质量或营养状况、生活方式或习惯等才是决定和影响健康状况的根本性原因。所以，只专注于治疗躯体疾病的传统西方医学自然有其天然的局限性，它仅将人体看作是一台机器，而疾病是这台机器的故障，医生的职责就是修理这台机器，这使得医学技术陷于细微末节、本末倒置的泥潭而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这样，在传统社会，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局限，导致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流行，从而危害人们健康的情况下，医疗保健对于降低人口死亡率所起的作用，自然是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而在现代社会，更为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耦合作用，从而导致健康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仍然将相当多资源分配或浪费到治末难治本的医疗技术性服务方面，结果必然导致，在医疗费用快速攀升、并使人们不堪重负的同时，其边际贡献却很小且越来越小甚至为负值，这样一种尴尬境况。可见，将这种现象说成是“健康经济悖论”看来有些不恰当，确切地说，应该是一种“（唯）医疗技术悖论”。

【14】当代生命健康新挑战

随着全球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文化进步，人类战胜疾病的能力不断增强，生存环境不断改善，平均寿命不断延长，健康总体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与此同时，人类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危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日益加剧、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地区战争、民族矛盾、种族冲突和恐怖活动接连不断，工作压力不断加大以及工作与生活矛盾越来越突出，人口老化、技术异化、婚姻家庭不稳定和社区人际关系紧张等等，给人们健康维护和生产带来了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和日益严重紧迫的挑战。

首先，原来已经灭绝多年的传染性疾病近年来又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在部分地区成蔓延之势，同时，新细菌病毒也在不断涌现给人类健康造成令人恐慌的新威胁。例如，1993~1996年结核病在世界范围内泛滥，感染人数每年以13%的速度递增，致使220多万人死亡；每年疟疾感染人数高达5亿，仅1997年就造成150~270万人死亡；登革热在少国家流行，每年造成数十万人感染、数万人死亡；霍乱1991年在拉丁美洲、1997年在非洲大流行，造成数十万人感染。 在中国，已经消失多年的血吸虫病等传染性疾病，近年来又在部分地区流行开来。近30多年来，艾滋病、埃博拉出血热、新型霍乱弧菌、疯牛病、SARS、禽流感等数十种新型传染性疾病相继出现，一波又一波地轮番冲击和威胁着人类健康生活，特别是2002年末到2003年春流行的SARS给人们造成的震撼真可用“人心惶惶、惊心动魄”来形容，并给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和损失。

其次，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关系引发了很多“福利病”、“富贵病”以及一系列心理疾病或社会性疾患。营养保健品和医疗药物滥用等给人们健康带来的副作用或损害越来越普遍，诸如保健补品造成营养成分失调、手术治疗造成伤人害命的医疗事故、美容招致毁容等等，现在都成了时常发生甚至层出不穷的事情。在现代社会、特别是都市生活中，各种健康矛盾和问题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诸如：生活焦虑紧张、工作压力大造成冠心病、过劳死甚至自杀；城市人口密集、环境空气污染、滥用化学药品引发日益普遍的癌症、流感、肺部疾患等疾病；由于生活条件好、营养过剩、缺乏活动空间和体育锻炼等原因，造成肥胖症、糖尿病、高血压等富贵病流行，给当代社会人群健康造成很大危害；吸烟饮酒、狂欢、性生活开放等当代年轻人崇尚的新生活方式，是造成艾滋病等新型传染性疾病流行蔓延的主要原因；社会关系紧张、社会秩序混乱、恐怖活动猖獗、交通系统拥堵造成大量的相互残害或意外伤害。此外，由于全球环境问题导致的各种恶性自然灾害及其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如“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新奥尔良暴露的“富裕社会中的极端贫困”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健康性危机，也对现代人的生命健康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总之，健康问题在当代不但没有因为经济发展、科技文化进步和社会和谐而变得无关紧要，恰恰相反，由于新时代背景下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技术进步的异化作用以及社会关系多元化和社会交往全球化、复杂化等原因，使得健康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重要、更复杂，研究和解决起来也更困难、更棘手，需要人类有更高远的战略眼光、更达观平实的科学态度、更民主平等的公共选择程序来应对之。

【15】“要命还是要钱”难题

一般人认为，生命只有一次，生命是无价的，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又不得不面对有关“杀人偿命”、“生命赔偿”、“健康损失”及“看病难看病贵”等一系列“生命估值”难题。

例如，2001年美国“9·11事件”，有近三千人丧生。对此，航空公司、机场、世贸中心大厦等负有安保义务的各方，可能都对事故负有相关责任。为避免航空系统破产，美国国会迅速通过《航空运输安全与系统稳定法》，将航空业的金融负债上限定为60亿美元，并规定赔偿金额须符合过失责任法规的标准。美国司法部指派前联邦检察官肯尼斯·费恩伯格（Kenneth R. Feinberg）是担任“9·11事件”罹难者赔偿基金的特别负责人，他设计的赔偿方案结合了罹难者的经济价值、非经济价值以及眷属价值：罹难者非经济价值统一定为25万美元，每位受扶养眷属的价值统一定为10万美元，而罹难者的经济价值则根据其预期终身收入、福利和其他薪酬进行计算，其中年收入上限定为23.1万美元；97%的罹难者家庭接受了该赔偿方案，总计70亿美元，平均每位罹难者赔偿金为200万美元，但区别极大，最低者为25万美元，最高者则逾700万美元。此赔偿方案饱受非议——罹难者是否应当区别经济价值？非经济价值的设定依据何在？“同命不同价”是否公平？为何不对所有生命一视同仁？面对来自各种政治立场的批评，费恩伯格在三年之后终于承认，不应考量罹难者的经济价值与眷属价值，而应为每位罹难者设定同样的赔偿。美国对于现役军人殉职，即是不分军衔，都支付同等赔偿金额。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后，费恩伯格受聘担任罹难者赔偿基金管理人，此次他对每位罹难者一视同仁，设定均等的赔偿方案。

就国内情况来看，前不久的江歌案，即江秋莲诉刘暖曦（刘鑫）生命权纠纷，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引入侵害危险，未如实向江歌告知和提醒，并为求自保而将江歌阻挡在门外致其被害，具有明显过错，因此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496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元”；法院对被告的谴责，体现了民意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判决结果显然无法弥补原告损失。法院认定死亡赔偿金为111.81万元（被告根据其过错程度而承担40%的赔偿责任），依据是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自2003年实施以来，城镇与农村居民，六十周岁以上与以下居民，“同命不同价”，广为诟病；2021年12月3日，高院发布修改该司法解释的征求意见稿，死亡赔偿金将不再按城乡二元标准，而是统一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但是，对于六十周岁以上居民，仍然维持之前的减按计算方式。

即使实现同命同价，死亡赔偿定价依然充满争议。美国“9·11事件”罹难者的非经济价值为何定为25万美元？我国死亡赔偿金的标准为何定为20年的人均收入？2014年末，内蒙古再审改判呼格吉勒图无罪，并支付国家赔偿金约206万元（其中死亡赔偿金约10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万元）；但是，呼格吉勒图在1996年即已被执行死刑，206万元的赔偿是公平的吗？生命权是人的最高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但是，生命一旦受到伤害，除了对凶手施以刑罚，还需要对生命给予经济赔偿。

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被问到“钱重要还是命重要？”的问题时，普遍的态度都是“命都没了，还挣什么钱？！”或“反正对我来说，保命最要紧！”……其实，这种诘问及回答，很像你走夜路时突然窜出一个绑匪，问你“要钱还是要命？”对此，人天生的、本能的一种非常朴素但似乎也天经地义的思维习惯或心理定势就是：生命是无价的，为了挽救生命，花多少钱都值得，而为了防止生命受到死亡的威胁，少挣多少钱也是应该的。

其实，无论从个体还是社会角度来看，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都会时时刻刻面临着生命被威胁、生命危险以及怎么现实地应对或规避这种风险的机会成本、货币考量和经济选择问题，在做出这些价值判断和选择时，不可避免地糅杂着复杂的感性及情感因素，但回到现实还是要不可避免地算经济账的。你到医院看病，遇到亲人罹患绝症需要大笔治疗经费，从情感上可以倾家荡产、卖房卖地“不惜一切代价”，去为亲人续一两天命；但回归理性到现实中来，“人命无价”总归还是要有实实在在的机会成本考量的；在很多时候，一个社会必须给每个人的性命做一个估价，才能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转，并避免更大悲剧的发生，否则“不惜一切代价”的结果往往是“一切成为代价”，不仅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甚或鸡飞蛋打、人财两空。

【16】“生命精算学”

2020年，美国卫生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教授霍华德·斯蒂芬·弗里德曼（Howard Steven Friedman）推出他《终极价格：我们赋予生命的价值》（Ultimate Price：The Value We Place on Lif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0.5.；中译本命名为《人命如何定价》，台北城邦文化出版公司2021年版），从法律、商业、保险、医疗、政策、生育等多维度，探究社会为人命贴上价格标签的种种迷思、缺陷与不正义问题。

弗里德曼作为一名“卫生经济学家”，由于研究专业方向的原因，长期受邀参与美国公共卫生问题的探讨决策。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种决策的本质其实就是在“给人命估算价格”；因为即便富裕如美国，其能够投入到公共卫生事业中的经费也是有限的，同样一点钱在这个方向上多花了一点、防范这种疾病的风险，在那个方向上就势必会少花一些，从而导致另一种公共卫生风险的加剧。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机会成本”概念。

有人会问：既然人命是无价的，那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把所有公共卫生投入都拉到全满，不可以吗？要增加公共卫生预算，就得增加税收，而增税必然挫伤了经济增长，让更多的人失业并陷入贫困，反而会大幅增加公共安全风险。于是，这种就要在“要钱还是保命”的两难困境寻找平衡点，按照M=Pr·Q·V的算式进行统计学精算，即一项公共政策的合理投入，等于被其防范的公共安全风险而丧命的概率（Pr）与面临此风险的人口总数量（Q）及每条人命的估价（V）的乘积。

这个公式中，概率和数量其实都好统计，唯一的难题在于怎样给人命进行估价。由于受伦理、宗教、社会情感等问题的影响，人命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估价，但为了保证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个估价又必须完成，这需要有耐心，必须付出长期在“众说纷纭、吵吵闹闹”反复互动博弈的代价。

例如，上世纪80年代初，全美每年平均因不慎使用危险化学品而死亡4750人，于是有人提议要不要在所有危险化学品上都会印刷有鲜明的警告标志。但这个提议却被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局（OSHA）给否决了，因为按照他们估算，推行这项计划每年要多花26亿美元，而据当时人命估价标准，即按照全美平均收入乘以平均工作年限得出的，约为30万美元左右，30万美元乘以每年平均死4750个人，这项风险的社会总成本每年只有14亿美元左右，那这项计划就是得不偿失的。

但对这个看似“科学合理”的解释，一位叫W. 吉帕·维斯库斯（W. Kip Viscusi）提出质疑：他没有批判联邦政府这样的人命计算冷血，而是批评他们把人命的价格算错了——如果每条人命的价格只是他一辈子能挣到的钱，那假如有一个人这辈子一分钱不挣，他的命是不是就一文不值了呢？这显然是荒唐的。所以维斯库斯说这种人命算法有问题，必须搞一个新的计算模型。

维斯库斯指出：在高层建筑工地上板砖的建筑工和在游乐场买票的售票员，其劳动的技术含量开起来其实都差不多，但建筑工们的工资要比游乐场售票员高很多（当时年薪平均高300-400美元），为什么？就是因为建筑工人们要比售票员面临更大的生命风险。当时，美国建筑工人年均事故致残或死亡率是万分之一左右，工地老板心甘情愿多付的那部分工资，本质上就是他为了说服工人们承担这种风险的“买命钱”；用300-400美元乘以一万，得到的价格是300万-400万美元，他认为才是每个美国人的性命应当值的那个价格；以300万乘以4750，得到的“人命经济损失”应该是每年140亿美元，这个损失太大了，现在如果每年只花26亿美元就能（哪怕只是部分的）阻止这项损失，我们为什么不做呢？！于是维斯库斯就这样打赢了与OSHA的官司，推动了全美有毒化学品的加标规范化。

我们今天看到美国的公共卫生和劳动保障制度下，其实依然有一个对每条人命的整体估值（各部门的标准不同，但总体都在500-800万美元/人的区间内浮动），如果考虑到40年来通货膨胀的因素，你会发现它依然是基于维斯库斯当年的那套“新算法”。维斯库斯面对OSHA那“草菅人命”的不作为，他没有像很多白左一样，直接盲目的去喊“人命无价”从理论上讲，而是基于经济学理性，指出“无价”（极限）是数学中的魔鬼，它乘以哪怕0.0000001%的可能性，结果也依然是无限的，而这就会让任何一项风险防范投入都成为填不满的无底洞，将整个公共体系压崩溃。

2005年的时候，当时执政的小布什政府曾经跟在野的民主党人打过一场“车顶棚”官司，双方争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当时民主党通过国会通过一项法案，要求执行新的检测标准，让全美的汽车制造商都把其车顶棚的强度加固一倍，认为这样美国每年可以在各种车祸中少死135条人命——那可是活生生的135条人命啊，要是死你家里的老人孩子，你能愿意吗？！他们这样一说，很多美国人还真就被说服了。但奇怪的是，在群议汹汹下，小布什政府就愣顶着压力，死活就是不签这项法案；因为当时担任其经济顾问正是斯蒂芬·弗里德曼，他反驳道：这样一来车企将造成亏损谁来承担？大量上下游产业从业人员工资下降、甚至失业怎么办？表面上看，这个法案通过了可以每年少死135个人，但由此造成的汽车产业凋零，从业者破产、失业、陷入贫困，由此间接造成的人员死亡，又会有多少？！……结果，经过布什政府和法案推动者的反复博弈之后，总统最终签署的是一个弱化版的“妥协案”。

可见，在公共决策当中，给人命作出“估价”是一个必须进行的计算；只有进行了这项计算，我们才能避免对有限公共资源的不适当分配，最终在诸多可选项当中选择那些最适当，能够直接或间接挽救、延续更多人生命的正确而折中了以后的最佳答案。所以给人命作出估价，对各项风险进行冷静的评估、计算，这看似是冷血无情，但实则才是真正“经济天下”的仁慈。当然，如果你非要说：你说这些数学、经济都太复杂了，我就是要喊口号，信奉原教旨主义的“生命无价”，或曰“保命要紧”。可不可以呢？可以，但这个代价往往是非常巨大的。这样血的教训，在人类历史上俯拾皆是。

【17】生命估值，无解难题

在《终极价格：我们赋予生命的价值》这部著作中，弗里德曼研究了大数据时代统计学视角下的生命价值估算测量问题，并对当代技术官僚主义之数据崇拜症做了深刻反省与批评。弗里德曼的专业研究领域是数据分析与生物统计，加入学界之前曾在银行担任分析师，后来成立了自己的数据分析公司，又转到联合国数据分析部门工作。可以说，他本人曾经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技术官僚，擅长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或数据分析方法来解释“某条命该值多少钱”；这个粗看非常技术性的问题，通常有权回答的往往是法院、保险公司及行政部门等大型机构，但弗里德曼认为，“每条命都该值一样的价钱，任何除此以外的计量方式都存在无法避免的谬误”。

一个数据统计专家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得不复盘弗里德曼的推理过程。他先从“9·11”事件后对受害者赔偿方案计算方式开始立论。肯尼斯·费恩伯格本人多年之后对自己的算法也持否定态度，而他的算法是美国司法系统在判决民事赔偿与刑事赔偿当中经常运用的方法。这里存在的问题，除了显而易见的有钱人命比穷人贵之类问题以外，此类以收入为根本的算法同时歧视年轻人、老年人和为家庭牺牲事业的女性，而儿童因为没有经济收入，没有可计算的经济价值，于是他给所有18岁以下未成年人定下了同一个赔偿价码——80.3万美元。毫无疑问这一数字是某种保险学概率精算的结果，不管哪种计算方法伦理学逻辑上都不可能成立。在肯尼斯·费恩伯格的精算中，未成年人的命只有成年人价值的一半不到，而退休年龄以上的老年人由于未来预期收入为零，普遍定价也要更低；家庭妇女因为没有独立收入，在算法中只能用当年保姆的收入市场价来代替计算。不管怎么算，肯尼斯·费恩伯格本人多年后也坦诚，都不公平、不公正，更不合理。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些赔偿金并非授予死者，而是死者还在世的家属，对那些没有直系亲属或没有合法配偶的人来说，他们的命字面意义上一文不值。

“统计生命价值”（Value of a Statistics Life）是个经济学概念，常被技术官僚用于“成本效率分析”当中。除了法律系统用算法计算“生命价值”以决定赔偿金以外，环保部门、质监部门、药厂、医院、流行病管理部门等，也要进行这样的分析。弗里德曼在书中列举了一些分析方法，例如通过“问卷调查”估算“生命价值”，如果每个人愿意花100块钱打疫苗以预防万分之一得某种病的几率，那么医疗机构会认为花100万来研发此药可以保本；但问卷回答者的认知谬误而往往所答非所问，愿意花100块钱预防此病与认为自己有可能得病是两码事，填愿意花100块的人大部分根本不会想到去打这个疫苗；而且，大部分针对普通人“你认为自己的命值多少钱”的问卷会得到诸如“不知道”、“不可计量”“、生命无价”之类不在选项中的答案，因为不符合问卷规定会被调查者扔掉，以至于此类调查得出的“生命价值”往往远低于人们真实的想法。

普通人通常并不知道联邦政府对“生命价值”设有专门数字，例如，美国环保局在小布什总统任期内给人命定了两个价格：70岁以下为370万美元，70岁以上则是230万美元‘’饱受批评之后，环保局取消了歧视老年人的数字，如今把每条人命的价值定在910万美元——这个数额远远超过大多数美国人一辈子能赚到的钱。而各部门的人命价码还各不相同，非常混乱，这些数字从何而来？没有人知道，因为并没有什么合法的交易市场可以决定一条人命此时此刻值多少钱。那么，经济学家到底凭什么给人命定价？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此类的计算都来自预设的立场，或错误的假设，甚至美好的愿景；比如环保局把生命价值提到如此高的标准，主要是为了能以此为准获得更多的资金进行环保工作，这种官僚主义钻空子的行为当然一直都存在，只是如今在数据分析的帮助下，有越来越具体却并非越来越精确的数字支持，也因此可能越来越离谱。

对此，弗里德曼提供了一些复杂的例子。比如，从医学角度来看，假设救任何一个新冠肺炎重症病人的“救命成本”在金额上是一样的，但本能上人们会认为救一个年轻人比救一个90岁老年人更合情合理；医学统计为了精准衡量成本效率，发明了一种叫做“生活质量指数”（QALY）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计算在投入同样成本的情况下，一个病人能有高质量生活的时间年份长度；医院可以以这样的“数据”，来说服自己安排更健康、更年轻的人得到更多的医疗资源。然而不难发现，这本身是个巨大的假设，你很难知道年轻病人是否平时热衷于极限运动，第二年会死于飙车事故，而90岁的老年人在生活质量只有年轻人一半的情况下，却能再活十年。此类看似科学的QALY分析方法，还通常忽略个体对“生活质量”的理解，一个老年人虽然生活质量不高，但他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同样比年轻人低得多，很有可能他所需要的医疗成本远远低于正在准备参加奥运会、对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程度要求极高的年轻运动员。

当然，弗里德曼并非全盘否定数据和成本效率分析的价值，而是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现有的技术官僚手段能保证它作出正确的判断。人命从根本意义上无法计量，也正因如此，统计预设必须更为全面、更为灵敏、更有自我反省的态度；从生命价值的角度来看，唯一可行的方法，是至少默认“每条命值一样的价钱”，而非想方设法用来路不明的数字代替我们对生命价值的真实感受。

总之，「要钱，还是要命？」这不只是一句老套的台词，更是一个关于现代社会必要之恶的重要命题。从各种产品、服务的价格、保险费、医疗费、刑责、罚金到污染物的政府安全标准，人命无时无刻受到估量计算，被政府、经济学家、法律、企业、医疗体系、保险公司，甚至是人们自己定下价格，但我们却对背后机制知之甚少。现实中，人命价值的估计充满了不公正。在决定生命价值的所有情境中都会看到这点，包括民事判决、刑事判决、员工薪酬、选择性堕胎、生育计划。这世上一直存在着不公正，将来也会继续存在。我们应该尽可能减少不公正的现象。为此，我们必须在发现任何不公正时提出质疑，尤其是在生命评价不公正的时候。

【18】“传染病时代的我们”

2020年2月，新冠病毒开始在意大利肆虐，3月4日，意大利宣布全国停课。2020年6月，意大利八零后著名作家、粒子物理学博士保罗•乔尔达诺（Paolo Giordano，1982~）出版了一本“新冠日记”《传染病时代的我们》（Nel contagio），记录了新冠肺炎爆发初期意大利的社会状况，对人类共同体的命运做出了深刻思考。

新冠肺炎这个未知的世纪传染病在全球肆虐，各国纷纷紧急封锁边界，禁止外国人入境。一个因为全球人口移动、交流频繁而造成的世纪病毒，迫使全人类得暂时过着社交隔离的日子。这全球大流行的可怕恶梦，有一天终将过去，而什么是你不想忘记的事呢？在疫情期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生命变得无比脆弱。

“我们从未想过要为丢垃圾获得许可，我们从未想过要按照民防部的新闻简报来安排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也从未想过会有人在没有亲人陪伴的情况下死去，这样的事不应发生在这里，发生在我们身边。”乔尔达诺说：“我并不害怕生病。但我害怕病毒可能造成的改变。我害怕一切归零，但我更害怕这一切到头来只是枉然，没有带来任何改变。”所以，就像弗洛伊德在醒来后写下自己的梦境一样，乔尔达诺也试图在新冠肺炎流行之时，记录下当下的感受。他从数学概念出发，讲述大流行病对人类的影响，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进一步反思环境的破坏对人类的反噬。整部作品短小精悍，立足高远，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时代标本。

「最近，我常常想起法國知名的小說家、劇作家與電影導演玛格丽特．莒哈丝（Marguerite Duras，1914~1996）的句子：“和平即将来到，就像大片低垂的黑幕，也是遗忘的开始。”战争之后，人们总是迅速忘记教训，我们碰到传染病也一样：苦难逼我们面对平时模糊不清的真相，逼我们重新评估轻重缓急；鼓励我们为现在的局面赋予新意义。然而伤痛一旦开始复原，觉知的心情便不复存在。所以我要列出我不想忘记的每件事情。这张名单每天都越来越长，我觉得每个人都该自己拟一份，就能拿出来互相比对，看看是否有共通点，讨论是否可以协力改变。」

是的，“我怕的不是染病，那我怕什么？我担心疫情可能改变的一切——我担心疫情会揭露支持文明社会的结构 ，因为我知道这个结构不堪一击，极其脆弱；我担心人类遭到彻底打败，也担心恰巧相反：恐惧终成历史，任何改变的微小踪迹都将烟消云散。”这本书像是一本后新冠肺炎时代的作品，提醒我们所经历的，永远不可能遗忘的2020。每一篇文字，好像在帮我们记录这传染病大流行时的我们的日常，我们所关切的与我们所遇到的困境。

【19】关于“生命”的名人名言

1、生命，那是自然给人类去雕琢的宝石。——诺贝尔

2、生命是一条艰险的狭谷，只有勇敢的人才能通过。——米歇潘

3、一个伟大的灵魂，会强化思想和生命。——爱默生

4、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了解生命而且热爱生命的人。——罗曼·罗兰

5、我们只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泰戈尔

6、内容充实的生命就是长久的生命。我们要以行为而不是以时间来衡量生命。——小塞涅卡

7、如能善于利用，生命乃悠长。——塞涅卡

8、生命在闪耀中现出绚烂，在平凡中现出真实。——伯 克

9、寿命的缩短与思想的虚耗成正比。——达尔文

10、珍惜生命就要珍惜今天。——谚 语

11、谁能以深刻的内容充实每个瞬间，谁就是在无限地延长自己的生命。——库尔茨

12、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但我们如能正确地运用它，一次足矣。——英国谚语

13、生命不可能有两次，但许多人连一次也不善于度过。——吕凯特

14、生命如流水，只有在他的急流与奔向前去的时候，才美丽，才有意义。—— 张闻天

15、尊重生命、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的生命，是生命进程中的伴随物，也是心理健康的一个条件。—— 弗洛姆

16、人生有两出悲剧：一是万念俱灰，另一是踌躇满志。—— 肖伯纳

17、懂得生命真谛的人，可以使短促的生命延长。 —— 西塞罗

18、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 鲁迅

19、应该笑着面对生活，不管一切如何。 ——伏契克

20、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 陶潜

21、生命，只要你充分利用，它便是长久的。——塞内加

22、在我们了解什么是生命之前，我们已将它消磨了一半。—— 赫伯特

23、人生不售来回票，一旦动身，绝不能复返。 ——罗曼·罗兰

24、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形式。——恩格斯

25、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忆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26、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避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

27、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汪国真《热爱生命》

主要参考文献：

1. 基于金属的生命体可能存在.搜狐 [2014-03-26]

2. 叔本华 A. 1996. 爱与生的苦恼. 金玲译. 北京：华龄出版社

3. 谢平.生命的起源；进化理论之扬弃与革新，科学出版社，2014，北京.

4. 莫诺 J. 1977. 偶然性和必然性：略论现代生物学的自然哲学. 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5. 威廉斯 G C. 2001. 适应与自然选择. 陈蓉霞译.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6. 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 1981. 物性论. 方书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7. 生命本质辨析．中国知网．2003-3-30.

8. 论定义生命与生命意义.中国知网·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1-01.

9. 黑格尔关于“生命”概念的创新．中国知网．2014-03-18

10. 要钱？还是要命？这是个伪问题.原创 海边的西塞罗 山巅上的加图 公众号2022-12-01 15:03. 

11.生命权的“神圣与世俗”｜生命无价，但赔偿有限.湃客：彭益鸿 2022-01-13 18:03.

12.俞冰夏.哥伦比亚大学学者：生命到底值多少钱？如何计算才公平？第一财经,2021-02-20 19:03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