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张维迎，大名鼎鼎、如雷贯耳，应该算是书匠我辈特别是同辈学术圈里经济学界的佼佼者。虽然说起来算是身处京师大学堂的书匠“半个老乡”的燕园同行，其作为大西北“土生土长”的农村娃及其“纯真朴实”的学术观点，与书匠基于大致相似的人生经历及学术生涯“感同身受”的，不谋而合、所见略同，如果不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话；但是，他留过洋戴的博士帽没有书匠头上的“尘土”，而且当年“出道闻名”很早、起点很高后来又在远远高于京师园的燕园从教，特别是其吃苦力、感悟力、无论是智商还是情商都远远高于书匠，这使得他“高高在上”而我只能远远看着他、乃至高高仰着脸睁着眼望其项背也只好“望尘莫及”，尤其是多年来他以“市场的逻辑”作为自己的学术信仰并以“市场卫道士”的角色搞科普启蒙，竭尽全力为以企业家唱主角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亿万小民百姓及其苦乐祸福“奔走呼号”，其情其景令书匠感佩不已感动万分！本文编辑于“MBA俱乐部2022-11-16 03:02（发表于西班牙）的一篇公众号文章（来源：商学经典），原文洋洋洒洒有一万三千多字，百度搜索没有找到具体出处，看语气像是张的某次长篇演讲整理稿，其中自然有诸多“语焉不详”或为了特别加强语气或强调其重要性的“偏激言论”，对此书匠在编辑转载的时候，本着“听话听音”、“活学活用”精神及“话要走圆”、“文法规范”原则，在文本形式及表达方式上做了大幅度删减修改，如果有什么不当之处还请张先生及博友多多原谅。又：此文昨天挂出去不久就不翼而飞了，今晨再删节试试看？

一、捍卫市场是经济学家的天职

社会为什么需要经济学家？这个问题可能有各种答案，我自己的答案是：社会需要经济学家，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经济需要有人去捍卫。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不需要市场经济，那就不需要经济学家。那么，市场经济为什么需要有人捍卫呢？大致说来，原因有三。

首先，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平等的一种制度安排，它以价格信号给参与市场交易的每个人提供互惠互利的均等机会而拒绝任何非对称的特殊权力，它可以使一些穷光蛋变成富翁也可以使富翁变成穷光蛋，这自然与那些特别喜欢并想通过强制特权获得利益的人相冲突，时时刻刻会受到来自特权阶层既得利益者的干预和威胁。

其次，理性思维是现代社会经济活动赖以存在的一个重要支柱，从启蒙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思想家、理论家、科学家谆谆教导人们要学会用理性思维科学方法去观察思考问题，但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很难甚至反对这样做，他们喜欢直观直觉感觉的东西，而市场经济天然有一个“毛病”恰恰是——当你能享受到它好处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的都是它的缺点；当你没有机会享受它好处的时候，它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它的优点在什么地方。——特别是在市场机制被不恰当干预并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人们往往把看到的不正常甚至变态病态市场经济当作市场经济本身看待的时候，它本身这种“缺陷”或曰“毛病”就会特别惹人注目而备受诟病。

这样，由于很多人不能理性看待市场经济及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于是就给那些别有用心哗众取宠者提供了机会——这些批评或反对市场经济的人，为了公众喝彩和拥护，或出于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往往总是声称市场经济是坏的，而喜欢向人们许诺“免费午餐”，因为梦想“天上掉馅饼”是人性缺陷，而经济学家却偏偏告诉人们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市场经济中没有“天上掉馅饼”这回事儿，所以无论古今还是中外，一拨拨反对市场逻辑、把经济学家当作敌人的忽悠者反而大有“市场”。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对市场存在着某种误解，从骨子里有一种不信任感。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诸如房屋价格干预、甚至对兰州拉面采取限价，以及劳动合同法、反垄断法中的一些条款也表现了对市场高度的不信任。这是令人担忧的一种倾向。其中的经济学常识和道理或许很多人明白，但没有多少人愿意讲。这时候，就需要有责任担当的经济学家站出来，澄清和捍卫市场经济。

二、市场经济创造了人类历史奇迹

根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德隆（J. Bradford Delong）的研究：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2000年的250万年时间，人类花了99.4%的时间，即到15000年前，世界人均GDP达到了90国际元（这是按照1990年国际购买力核定的一个财富度量单位）；然后，又花了0.59%的时间，到公元1750年，世界人均GDP翻了一番，达到180国际元；从1750年开始，到2000年，即在0.01%的时间内，世界的人均GDP增加了37倍，达到6600国际元。换句话说，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250年——也就是0.01%的时间里创造的。如果把德隆的研究画成坐标图可以看到，从250万年前至今的漫长历史长河中，其中99.99%的时间里，世界人均CDP基本没什么变化；但在过去的250年中，也就是0.01%时间里，世界人均GDP突然有了一个几乎是垂直上升的增长。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历史走势大抵也是如此，无论是所谓的西欧衍生国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是西欧国家本身，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等12个国家，经济增长都主要发生在过去二百年的时间里；而后起的日本、韩国经济崛起则是在二战后七、八十年时间里，中国大陆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新世纪之交的三、四十年中。一个普通英国人在1800年时能消费的东西，古罗马人都能享受到，甚至古罗马人比他们享受得更多；而今天能消费的东西，是100年前的人无法想像的。有人测算过，按照零售商库存记录的商品种类计算，在250年前，人们能够消费的商品种类大致是10的2次方——也就是上百种而已；而现在，我们能消费的产品种类是10的8次方以上，有上亿种。1820年的时候，世界人均预期寿命是26岁，与古罗马时代差不多，到2002年变成了67岁（我国是70岁）。

为什么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奇迹只在近250年里出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也只在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出现？不是人突然变得比原来更聪明或资源突然变多了——人类的智商、智慧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没有太大的进步，今天国人再聪明也不会有几个能超过孔孟老子的，人类拥有的自然资源不仅没有变多反而还在慢慢减少——那是什么发生了变化？我能提供的惟一答案，就是人类实行了一种新的、能够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市场制度并高度发达了。

三、市场“无形之手”和“隐形之眼”

市场经济为什么能创造巨大的财富、带来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里提到一个概念：“看不见的手”。他说，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个利益是广义的，包括追求自己的财富，也可能追求自己的名声——但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使你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为别人创造价值，比你主观上想着为社会作贡献时创造的价值更大。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奇妙之处。

什么是市场？市场就是好坏由别人说了算、不由自已说了算的一种制度。在市场上，任何人不为别人创造价值就不可能获得收入，而价格提供了一个显示价值有无大小的信号，告诉人们什么东西有价值、价值大而什么东西没有价值、价值小。企业之间的竞争，其实是为消费者创造剩余价值（所谓“消费者剩余”）的竞争；企业要创造更大的剩余价值则要靠创新，谁更有能力开拓新的市场、发现新的原材料、采用新的组织形态，谁更有能力生产新的产品或者说用新的方式生产产品，谁就能够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谁就能获得更大的市场。企业之间的竞争，推动了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使我们在过去几百年中，创造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财富。

经常有一种误解，认为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来自技术进步。问题是，为什么有的体制下技术会进步而有的体制下技术就不会进步？是什么推动了技术进步？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聪明人靠灵感想像出来的东西，不一定能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推动技术进步，并使新的技术很快投入运营，对人类生产及生活产生影响。在古代，也有不少技术发明，但这些发明很少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因为它不是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产生的，很难商业化。

其次，市场是为陌生人之间进行合作的一种制度安排。人类有交换的意愿，才使分工合作成为可能。但在传统社会中，合作往往只在熟人之间、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进行，很难找到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而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不光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有一只“隐形的眼睛”；也就是说，陌生人之间能够合作，是因为有一只“隐形的眼睛”在监视我们，每个人必须好好表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现如今，人们之间的合作早就超越地区、跨越国界走向全球；今天我们所消费的商品，99%的生产者你不认识。正是这种大规模、大范围的合作，使全世界的财富以惊入的速度增长。

人们反对市场、对市场经济持批评态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往往只知道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而没有看到它还有一只“隐形的眼睛”，所以认为市场上一定有欺诈，甚至会想当然地认为“无商不奸”。而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方，人们越注重自己的信用；尤其是企业，要在市场上取得成功，必须建立很好的声誉。如果声誉不好，没有人信赖，就会被市场所淘汰。

四、市场信任机制的三个关键点

市场中的信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我重点谈三个概念：企业、利润和企业家。这三个概念是理解市场经济的关键。

首先我们来看“企业”是怎么形成并在运作中发挥社会功能的。企业作为社会化大生产体系中的主体角色，就类似社会的群组，每个企业有自己的产品品牌，谁欺诈我们可以追诉他的责任，或者他这次骗了我下次就不买他的东西，他就要完蛋。就是说，当社会划分为企业的时候，每个企业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信任。

那么，企业何以使得我们可以相互信任？答案与所有权配置及利润有关。比如一个企业由1万人组成，理论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所有者。这个企业每年的收入是1亿，1万人平分，每人拿1万块钱；这样似乎很公平，但想想，如果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如果要求人人都负责任，结果可能是大家都不负责任。现实中，企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分配责任，即一部分人承担过失责任，另一部分人承担严格责任。承担过失责任的人拿合同收入，就是说，如果他没有迟到早退、没有旷工、没有违反工作规定，干了一个月到月底一定要领到资，这就是员工；另一部分人，即老板，要承担严格责任，或者叫剩余责任。

用一个通俗的说法，什么叫雇员？别人没有发现你的错误，你就没有责任，这就叫雇员；什么叫老板？你没有发现别人的错误，那么所有的错误都是你的，这就是老板。老板没有权利在消费者面前由于自己没有犯错误而要求收入，而雇员可以在老板面前因为自己没有犯错误而要求收入，这就是老板和雇员的区别。老板拿的是利润，承担的是对消费者的责任；利润是收入剔除成本的剩余，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所以它是一种激励机制。一个企业生产产品，我不认识里面的生产工人，为什么要信任他？是因为有人承担剩余责任。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是餐馆的老板，厨师洗菜不干净，有人吃了拉肚子住院，你必须负责。利润作为一种获取收入的方式，使企业所有者承担剩余责任、严格责任，任何一个员工犯的错误老板都要承担，因此，老板必须认真监督和规范员工的行为。这样，顾客才可以放心地购买企业的产品。

进一步讲，不仅仅是企业的员工，包括企业供应商犯的错误，企业老板也得承担责任。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品牌的计算机，计算机的某一个零件，如屏幕、芯片、风扇出了问题，甚至是电池爆炸了，要承担责任的，首先是计算机厂商，而不是零部件的供应商。换句话说，一个品牌企业，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品牌在消费者面前立了一个军令状，打保票说，你买我的东西，出了问题我负责。这样，才有大家可以信赖的市场，才有了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才有了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所以我说，市场经济是一种责任制度，利润是一种考核方式；市场通过企业这一组织形态划分核算单位，通过利润追溯责任，从而让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当我们谈市场经济的时候，绝对不要忘了企业家扮演的重要角色。但非常遗憾，过去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里，都没有企业家的地位。熊彼特曾批评，经济学家所谈的经济成长，像一部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真正的主角没有出场。拿利润的人是企业家，他承担着为整个社会组织、生产并且监督其他人的作用——当然，这里所说的企业家，不是指特定的某个人，是指行为的功能——就是说在市场经济当中，有这样一类人，起着这样一个作用；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喜欢企业家、不重视利润，与不接受市场经济，是同一回事。

五、中国企业家相对更“不容易”

概括地说，企业家的工作就是两件事：第一，应对不确定性。这是1921年美国经济学家奈特（Frank H. Knight）提出来的，他在其名著《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证明，没有不确定性，就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利润，利润是对不确定性的补偿。第二，推动社会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的责任，不是技术专家的责任，技术专家只是在发明，创新是把发明变成一个对消费者有价值的东西；创新是“创造性的毁灭”，比如现在用的MP3，毁灭了索尼的Walkman，而索尼的Walkman，是对卡式录音机的毁灭……每一种新产品，都是对原来一种产品的毁灭。这是熊彼特在1911年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的重要观点。

进一步看，不确定性可以细分为两类：一个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一个是政策的不确定性。而创新也可以划分为两类：一个是技术、商业的创新，比如说推出新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商业模式等；另一个是制度创新，如设计一些新的、可能和政府博弈的制度安排。这样划分后，西方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的区别就显现出来了。西方企业家应对的主要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主要进行技术和商业的创新；所以他们的精力主要用在预测未来消费者是什么口味，未来技术发展的趋势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新产品才能赢得市场上。而中国的企业家，把太多的精力放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上，比如说，要想这件事今天能不能做，明天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又比如奖金能不能发、期权能不能搞，等等；他们大量的精力在应对政府上，以找出一些绕过现行政策的办法，进行所谓的制度创新。如果我们用一个矩阵图表示，西方企业家落在西北角，中国企业家则在东南角。

这样看来，在全球竞争的舞台上，中国企业（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消费者并不关心你整天在忙什么，工作有多辛苦，不会因为中国企业家比美国企业家忙多了，就给他们多付钱；他们只会在乎，你生产的产品是否比别人更好，你创造的价值是否比别人更大，并据此作出选择。所以中国的企业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这不是凭空而讲，大家可以调查一下，中国企业家是不是要比外国企业家忙。外国的企业，无论多大的老板，都会有自己的休假时间，和家人聚在一起；而中国企业家，很少有时间休假，甚至没有礼拜天，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太多来自政策的不确定性要应付。一个中国企业家很难告诉你，下个月在干什么。

六. 过多干预导致市场机制紊乱

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和技术市场等等，凡是干预最少的市场机制发育往往是最好的，哪个市场行政管控限制越多哪个市场问题就越多。总体而言，产品市场是发展最好的，但现对于相对宽松的家电产业，汽车工业WTO之前管得很紧，导致后来的汽车市场到处都是外资的品牌。劳动力市场也算发展得比较好的市场，中国经济能有这么好的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的充分竞争和灵活性有很大关系；但由于有很多户口、移民的限制，很多农民变成工人了但还是“农民工”，这是户籍制度扭曲产生的怪象。资本市场、土地市场是问题最多的两个市场，企业要上市融资、银行贷款都要突破重重行政管制障碍，土地没有真正的私人市场交易、只有行政性强制交易，房价之所以一直虚高与土地难以市场化释放有关。在技术市场上，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大量的技术专利是个人申请的，而不是公司申请的，创新没有变成公司制度化、日常化的行为，这是影响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了完善市场机制，政府要做的就是很好地界定产权、保护产权。只要政府真正做到这一点，真正保护每个人都会运用自己的优势在市场上进行交换达成合作，整个社会很快会富裕起来。没有政府，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政府本身也是市场的一种需要；但问题是，政府获取收入的办法跟企业不一样：企业不创造价值就不能获得收入，政府即使不创造价值，通过税收也可以获得收入。所以，很多行政行为就容易超越自己的职责界限。另一方面，像前面所说，很多人缺乏理性思维，看到社会中出现某种问题，没有弄清真正的原因，就请求行政干预。实际上，许多情况下，行政干预越多，问题越大；问题越大，对干预需求就越多，结果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所谓竞争，并不是说一个行业有很多企业，而是要允许自由进入。缺乏竞争形成垄断的原因，是没有把行业放开，只允许一部分企业做，不允许另一部分企业去做。要使电信、石油企业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解除行业进入的管制。这样，即使当前没有新的企业马上进入，仅仅由于潜在的竞争威胁，他们也会努力迎合消费者。任何限制竞争的做法，只对少数人有利；资源配置要么按市场要么按特权，如果不按市场一定会按特权。任何限制竞争、人为地限定价格的办法，最后只能让少数有特权的人得到好处。

七、让穷人致富的秘诀是化资产为资本

关于产权保护对穷人致富的意义，秘鲁经济学家索托（Hernando de Soto）在《资本的秘密》一书中给出了很经典的证明。为什么落后国家的普通人那么贫困？因为这些国家缺少能把资产变成资本的制度安排；发达国家为什么发达？因为它所有的财产定义都明确，任何人都可以把资产变为资本。索托走访了几十个国家，作了大量的统计研究发现，第三世界穷人积累的资产有很多，比如说房产的价值是9.5万亿美元，但这些都是半合法半不合法的资产，可以使用，无法买卖。

这听起来比较抽象，举个例子：假如我有一栋房子，我想做生意，需要一笔钱。如果我的房子产权明确，就可以抵押给银行。我的房子值100万，银行可以给我贷60万，这样我的企业就可以做起来了。10年以后，可能我就变成了很富有的人。但在落后国家做不到这一点。农民是社会最底层的群体，他们手里都有值钱的东西——土地、住宅、宅基地，但他不能卖，即使进了城，也只能放在那儿。于是乎，一边有值钱的财富放在那儿，一边在城市里又没地方住，这是很不合理的。如果农民真正获得土地的所有权，把那些宅基地卖了，在城里至少可以买一个40平方米的房子，他就跟城里人一样了。但现在不能，因为政府不允许，土地只有使用、耕作的权利，没有交易的权利。

社会落后、经济贫困，不是因为没有资产，而是没有把资产变成资本的途径，所以很多人可能拿着金饭碗讨饭吃。资本市场的作用，就是让人们可以用未来交换现在。这是什么意思？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想法、一个计划书，但因为这个计划实现之后我可以赚大钱，所以现在有人给我大笔的钱。但如果产权没有很好地界定和保护，你有一个好的创业计划，不让你借到钱，或者银行不相信你，不借钱给你，你就失去了致富的可能。所以，要使穷人富裕起来，第一要务，是要很好地界定产权，让穷人的资产可以变成资本。如果不是这样，靠政府和世界银行给救济，靠各种慈善活动，都抵消不了由于制度不合理给穷人带来的损失。

八、市场经济是共同富裕必由之路

当然，在任何社会，包括市场经济中，总会有相对贫困的人需要救济，问题是：怎么去救济？很多人认为，扶贫要靠政府。但我的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就越大。好比说，现在建设新农村，在农村给一些穷人补贴，这本来是好事。但仔细看一下，钱拨下去之后到谁手里了？大部分没有到最穷的、最需要钱的人手里，而是到了某个县某个部门领导老家的某个亲戚手里，结果财政花了很多钱但没有起到扶贫的作用。这不是说财政资助扶贫完全无所作为，而是说我们要相信，市场本身会提出很多解决贫困办法的。

经常有人讲，政府要去做市场上做不了的事——但要打一个注脚，很多市场做不了的事，不是它真做不了，是不让它做。我们的慈善事业，暴露出很多不公平的状况，很多人富裕之后想做慈善事业，但我们体制环境有诸多限制。我本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包括茅于轼教授、吴敬琏教授、林毅夫教授，我们十几个人，在三年前就做了一个富平基金，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帮助农民工的培训，第二是资助农村的小额贷款，但至今都没有注册下来。同样的道理，也体现在医疗市场上，如果允许私人办医院，政府花在医疗上的钱，就可以大大转到低收入阶层身上；因为高收入阶层的人，会花高价到服务方便、不用排队的医院，这就把更多的公共医疗资源让给了困难人群。而且，政府还可以向私立医院征税，进一步补贴困难人群，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而现在，越是好的医院越是把大部分的费用都花在一小部分有特殊地位、特殊关系的人身上。

对于社会中收入分配的不平衡现象，大部分人都很担忧。但有人把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甚至有人认为，市场经济的结果一定是贫富差距扩大。这是一种误解。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受益最大的恰恰是是普通老百姓。我1977年考上的大学，当年全国总共招了28万大学生。那时候，高中生中只有不到5%的人有机会上大学，这些人中，相当部分是家庭出身不好、父母有历史问题的，当兵去不了，招工去不了，没有任何希望，只好在家里看书，结果赶上恢复高考，考上了大学。20世纪80除年代的城市个体户，大部分是社会底层的群体，因为稍微有特权的人都去当兵了、去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了，而没有特权、没有关系的人怎么办？只好自己捡破烂，摆摊卖点瓜子，结果反倒富裕起来。这说明，市场化改革使我们社会的垂直流动性大大提高了。

斯坦福大学一位教授的研究表明：在中国，1990年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的人，到1995年仍然处在这个群体的比例，远远低于美国；也就是说，中国收入的垂直流动性比美国要高。这一点可以理解，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本身是在剧烈变化的过程中，而美国社会相对比较稳定，比尔•盖茨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但在中国，原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经过奋斗或创业，进入中产阶层，这样的人就比美国多。我做过一个统计，如果以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差距，在中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当中，平均而言，市场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国有经济部门最少的地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最低的地区，是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我们看到，市场越开放、行政干预越少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小。

另外，平等不仅仅体现在货币收入上，还包括其他诸多方面。我在农村的时候，农民家里生产的西瓜、苹果，拿到集市上卖，被发现，算作投机倒把，要批斗，甚至关起来，连做人的基本权利都没有；那时候农民一年四季吃不上肉，也买不起面，但只要公社的干部来村里，大家都抢着请客，有点白面、有点肉都留给干部吃。为什么？只有跟他关系搞好了，孩子才有当兵、招工之类的机会。所以，我不认为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变得不平等，反而是更平等了。

九、经济学家要坚定市场信念铁肩担道义

美国学者伯恩斯坦（William J. Berngtein）在其最近出版的《财富的诞生》（The Birth of Plenty）一书中，从经济、军事、历史制度来看现代西方的兴起。他提出，现代社会经济起飞有四个基本条件：第一是财产权制度，第二是科学理性，第三是资本市场，第四是运输成本的降低。我认为这很值得我们思考。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人均GDP每9年半翻一番，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在此期间，很多方面都在进步，产权制度应该说越来越完善。比如农村的土地，最初农民承包土地的期限就1年，没有人愿意去投资，因此政府改为承包5年；发现还是不行，没人修水利，于是延长到10年；还不行，没有人愿意种树，最后延长到30年；现在看来还不行，土地不能转让的话，大量的农民没法变成市民。我们的资本市场也在不断地发展。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在国内外上市，短期内不一定能改变很多东西，但是长期来讲，是在往正确的方向走。

当然，社会中还有很多问题，要靠进一步的改革去解决。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在理性思考、观察问题方面，还有很大的欠缺，人们往往习惯于情绪化地讨论问题，这对推动社会进步没有帮助。站在什么立场说话，不是经济学家考虑问题的方式；经济学家考虑的是，一项政策是不是能满足激励相容条件，是不是真正能达到它预设的目的。在历史上，声称为穷人利益奋斗的，没有几个真正给穷人带来好处；包括搞计划经济的人，目的也都是为穷人谋福利，结果却造就了越来越多的穷人，使穷人的命运比过去更悲惨。这就回到我一开始讲的问题，社会为什么需要经济学家？因为市场经济太脆弱、太容易受到损害，需要有人去捍卫它。

我再重复一遍，市场经济就是这样，当你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你只会盯着它的坏处；当你没有机会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它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它的好处是什么；当你自已把它弄坏的时候，你还骂它，怎么这么糟糕。这就跟人一样，本来没病，但有人不断说他有病，非给他吃药不可，最后就吃出病来。这也是赵本山的小品《卖拐》告诉我们的道理。现在好多人都在“卖拐”，本来你的腿不坏，他一定说是坏的，说到最后，你自己都认为自己的腿不行了，只好买他的拐。这个“拐”是什么？就是大量反市场经济的言论；大量所谓市场经济的毛病，都是被卖拐的人卖出来的。

我说这些，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坚定我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念。未来最值得担心的是什么？不是能源、环境问题——这些当然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市场竞争推动的技术进步一定能为我们找到答案。我们没有必要像200多年前的马尔萨斯或30多年前的罗马俱乐部那么悲观。未来发展，取决于我们的信念，取决于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如果我们坚定了对市场经济的信心，不断推进改革、完善市场，未来会非常好；如果我们失去了市场信念，制造越来越多的干预，未来就面临着曲折和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