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人际关系圆舞曲”

韩松落先生曾在2008年5月8日《新京报》13版撰发过一篇“影像人生”专栏文章，该文以澳大利亚“圆舞电影”《马缨丹》为例，生动地描述了现实生活中微妙而复杂的人际交往现象。他写道——

影片中的主要人物，来自四个家庭和两对情侣，所有人之间都有点或明或暗的联系，而故事的要点就是这些人物的反复排列组合，A和B有婚外情，A的夫人C在D那里接受心理治疗，D搭上了E的车，E又是B的邻居，B怀疑E杀了D，向警方举报，来破案的是A。他们就像在跳一支圆舞，看似眼花缭乱，更换频繁，却不过就是在有限的几个人中间兜兜转转。世界在这里缩小到只有四个家庭和两对情侣那么大，所有的人物都憋着一股劲，怀着一点暧昧的野心，要把欲望的触须伸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却总是徒劳，总是不得不和近旁的人发生一点关系，大家你挨我，我挤你，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脚尖碰着别人的脚后跟，舞伴换来换去，却还不过是和命运较劲。

韩先生认为，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往往也表现为某种“圆舞关系”，一个人身处在人海茫茫的大千世界，但经常接触和交往的却只是有限的几个人，其人际关系就是在这有限几个人之间“颠三倒四”排列组合，形成的一种蜘蛛网式的关系。之所以形成这种“圆舞关系”网络，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精力、时间和活动空间总是有限，把交际圈的半径延伸再延伸也延伸不到哪里去，更何况还有口味脾性在做指引，你交往的人永远只是你“想”交往的人，你所以为的浩瀚宇宙，不过是属性相近的星星不自觉凑成的一个最小星系。在日常中，大家可能都有亲身生活感受：两个陌生人走到一起，说不上三句话都是直接或间接的“老乡”，似乎都早已有某种“关系”作连接。 

这种“圆舞关系”广泛存在于工农商学兵社会各界，尤其以政商两界为最，而在学术界、大学堂商学院里，往往也不例外，包括学术生态链上最顶端的几个“大牛学者”之间，同样不能“免俗”，说来说去、串来串去，其实彼此之间“投怀送抱”、“亲戚串亲戚”，说到底也是这种“圆舞关系”。本文以“赫希曼与艾希曼”为题要诉说的，就是国际学术界顶尖学者之间这种盘根错节、藕断丝连的“圆舞关系”。

B.“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1915~2012)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是“老乡”，都是德国犹太人，论年龄阿伦特比赫希曼还长9岁，大致属于“同辈人”，但在世享年相差97-69=28岁，二位都是逃亡巴黎后移民美国的大牛学者，被誉为“20世纪思想家”、“全球知识分子”或“当代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 ”，分别是著名经济学家与政治理论家，晚年所研究的领域“九九归一”逐渐趋同，共同指向组织公民行为。

赫希曼，出生于1915年4月7日德国柏林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32年，赫希曼进入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sitat zu Berlin）学习，希特勒纳粹政党取得德国政权后，因担心种族和政治迫害，于次年在他18岁的生日前夕流亡到法国，就读于巴黎高等商业研究学院继续学业，开始了他的“无国籍人士”的流亡和学习生涯。1935年，赫希曼拿到了年度研究奖学金，来到号称“世界经济学重镇”的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一年后回到法国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赫希曼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参加了反法西斯的运动，并于1938年6月在意大利特瑞亚斯特大学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翌年，二战爆发，赫希曼立刻赶回法国，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陆军，抵抗德国入侵。在希特勒的军队占领巴黎和法国政府投降后，赫希曼隐瞒身份、几经曲折而流亡到马赛，参加了当时一个美国人瓦里安•弗莱所组织的紧急营救委员会，给一些犹太人和知识分子伪造证明，代办签证，制订出逃路线，安排过境护送他们逃出德国军队占领国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的紧急营救委员会就帮助4000多犹太人逃过了纳粹的魔爪，其中包括阿伦特在内的200多名犹太文化精英。

阿伦特，1906年10月14日出生于德国汉诺威市，祖上是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1924年，她慕名来到马堡大学（Philipps-Universität Marburg）哲学系，投师于马丁·海德格尔门下，同时在当代著名神学家布尔特曼那里读基督教神学课程。1925年，她转学到弗赖堡大学（Universität Freiburg，全称Albert-Ludwigs-Universität Freiburg）听胡塞尔的现象学课。1926年，又经海德格尔推荐来到海德堡大学（全称Ruprecht-Karls-Universität Heidelberg）在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两年后完成博士论文《论奥古斯丁“爱”的概念》，并获得博士学位；但由于她是犹太人，无法获取教授学术资格认定（habilitating）。随后她移居柏林，与报刊作家斯特恩结婚，并从事德国浪漫派研究。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开始了大规模迫害犹太人，阿伦特放弃书斋生活，主动帮助犹太人逃亡，曾被盖世太保抓获，获释后逃离德国，在赫希曼等人的协助下，经布拉格流亡到巴黎，并在那里与Marxist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结识并成为好友，继续致力于救助犹太难民活动。

1940年12月，因担心纳粹的搜捕，赫希曼不得不离开马赛，徒步翻越比利牛斯山，经由西班牙、葡萄牙，于次年元月14日逃至美国，25岁时与犹太富商女儿莎拉•夏皮罗结婚，开始了在美国的生活，再一次成为“无国籍人士”。同样在1940年, 阿伦特与德国诗人、哲学家海因里希·布吕赫（Heinrich Blücher） 结婚，出于同样原因离开法国，并于次年在美国外交官 汉瑞木·宾汉姆（Hiram Bingham IV ）的帮助下（非法）获得签证，与丈夫及母亲逃到美国纽约，后成为当地德国犹太侨民中的活跃分子，并为 Aufbau 周刊撰稿。

后来，赫希曼，先入伍从军后在美联储就职从业，辗转南美的在哥伦比亚国家规划委员会担任财政顾问，还开设了一家私人咨询公司转身成为一个“衣食无忧的企业家”，回到美国后相继在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从教做研究，随着包括《经济发展战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1958）、《迈向进步之旅》（Journeys Toward Progress，Hirschman,1963）和《发展项目之观察》（1967）“赫氏拉美发展三部曲”在内的一系列著作出版，成为“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奠基人、被国际学术界誉为“50年来影响最大的发展经济学家”；而阿伦特，先为流亡者杂志《建设》撰写评论，做过肯舍出版社编辑，并担任过“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的负责人，1951年成为美国公民后，随即以“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大作奠定其政治理论家的国际声望，自1954年开始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后担任过芝加哥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随着The Human Condition（1958）、Between Past and Future（1961）、On Revolution（1963）、Men in dark times（1968）、Crises of the Republic（1972）等一系列著作的出版，使她成为20世纪政治思想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大学者。

1996年6月，赫希曼在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院做完了帕托卡纪念讲座后，去阿尔比斯山休假旅游；在下山的路上，赫希曼一不小心绊了一下，摔倒在地，脑袋撞在了一块石头上，顿时血流如注；之后，医生将他诊断为脑血肿。自那之后，赫希曼的语言能力遭到损害；在阿尔卑斯上摔的那一跤，也十分不幸地结束了赫希曼这位现世哲人的漫长写作生涯；16年后，在2012年12月10日，97岁高龄的赫希曼先生在靠近普林斯顿的尤因镇（Ewing Township）逝世。阿伦特于1975年逝世，享年69岁，葬于纽约州Annandale-on-Hudson 的 Bard College，其夫在该学院教学多年。

C.“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1963年，阿伦特出版《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其研究对象主角人物是她一个叫“阿道夫·艾希曼”的德国老乡。艾希曼1906年生，曾在屠杀犹太人中扮演重要角色，战后化名逃往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抓获，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其举行了刑事审判。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的特派记者前往报道该审判，最终著就了这本书。

从阅读有关卷宗开始，到面对面冷眼观察坐在被告席上的艾希曼，以及听他满嘴空话地为自己辩护，阿伦特断定被人们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的这个人，实际上并不拥有深刻的个性，仅仅是一个平凡无趣、近乎乏味的人，他的“个人素质是极为肤浅的”。由此，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著名概念——“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

阿伦特认为，艾希曼之所以签发处死数万犹太人命令，其原因就在于他“根本不动脑子”，“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因而就此卷入“无底深渊般的恶”而无法自拔；其关键中的关键成因还在于，纳粹通过使用一套特殊的“语言体系”来解说他们不可理喻无比诡异的反常行为——本是“灭绝”、“杀掉”、“消灭”的反人类行为，全由“最终解决”、“疏散”、“特殊处理”等纳粹术语替代后重新表达；这样一来，对于像艾希曼这样仅仅追求空洞观念而从不假思索的愚蠢平庸之人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全都是“顺理成章”、“合情合理”乃至“天经地义”的事情。

在这本书中，阿伦特对于犹太人在历史上处于边缘状态的“无根基性”，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尽管对艾希曼审判的结果同样表示满意，但阿伦特对艾希曼审判的性质和过程还是表达了疑问——她认为“审判的目的是表现正义”，而不是“复仇”或“展示耻辱”。这种眼光超出了种族认同视域，着眼的不是某个具体施暴者或受害者而是施暴行为（成因、过程及方式）本身。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认为艾希曼应为他的“反人类罪”而不是“反犹太人罪”受审。

D.“赫希曼EVL模型”

1970年，赫希曼在哈佛出版《退出、呼吁与忠诚》（Exit, Voice and Loyalty）一书，提出了一个解析组织政治行为的简洁理论框架，简称EVL模型（Exit, Voice and Loyalty Model）。

赫希曼认为，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生产过剩”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人类生产活动迟早会创造出一定的剩余，从而使各类组织都程度不同地具备了承载低效运行的潜质或能力，因而组织“绩效衰减”（Deterioration）迟早会发生，经济“松驰”（Slack）会不期而至。所谓“松弛”，就像一只稍许泄气的氢球，虽然已经“瘪”了但照样还能在空中飞翔，只是高度和飞速（即经济绩效）不如以前罢了；要想使氢球恢复往日的“雄风”，就要再注入些气体，使之再度滚圆而飞舞起来。如此这般地瘪圆往复，就是赫希曼所称的“衰减与恢复”、“松弛与紧张”。这种思想其实也是赫希曼“不平衡发展”战略（跷跷板式经济增长）的一个延伸和体现。

面对组织绩效衰减的来临，组织或社会成员无外乎有三种选择：一是“退出”（exit），即拒绝在原有组织环境下继续生活，而是选择进入一个新环境，或者用流行的话来讲就是“润”或“跳槽”，或曰“用脚投票”，包括“躺平”等懈怠行为表现；二是“呼吁”（voice），即用各种方式尝试“说服”（persuade）组织（特别是首席执行官即CEO）将其在组织中的生存境况复原；三是“忠诚”（loyalty），即不采取规避境况恶化行为，而是选择按部就班逆来顺受服服帖帖就范的策略。基于此，利用博弈论可以对组织成员围绕“权力”进行“斗争”的互动博弈关系解析得很清楚。

当组织（CEO）选择实行一项对组织成员不利的政策，组织成员会首先预期CEO对“呼吁”的反应，若预期CEO会采取积极“回应”（respond）态度便会有激励选择“呼吁”；若预期CEO会采取消极“忽视”（ignore）态度便没有动力“呼吁”，而是只有“退出”或“忠诚”；如果是前者情形说明CEO是“依赖型”（dependent）的，如果是后者情形说明CEO是“自主型”（autonomous）的。

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部分）组织成员的退出行为有收益，或者说会有“退出”的可能性，对CEO形成“可信退出威胁”（credible exit threat），这时如果CEO对这部分组织成员是“依赖型”的话，那么就会对其“呼吁”作出回应；如果相反，（部分）组织成员退出可能有害或没有“可能性”，那么对CEO便不具备“可信退出威胁”，他们就容易成为既得利益的牺牲品，此时无论他们怎么做，CEO都会倾向于忽视他们的诉求。

只有在组织成员具有“可信退出威胁”时才会选择“退出”或“呼吁”，否则他们只能回到“忠诚”；若组织成员选择“退出”，此时CEO可能是“自主型”的，而组织成员预测到了其诉求会受到忽视故而“退出”，但当组织成员预期其“退出”收益或“呼吁”成本过大时，CEO是自主抑或依赖都无所谓了，他们都会“退出”；若组织成员选择“忠诚”，此时CEO也有可能是“自主型”或“依赖型”的，只是因为组织成员此时没有“可信退出威胁”，与CEO类型属于什么没有关系。

基于“赫希曼EVL模型”解析组织政治行为，其基本结论是：（1）对一个自主型CEO来说，无论其组织成员是什么类型，它都会倾向于在最开始选择“掠夺”；（2）对一个依赖型CEO来说，只要其组织成员不具有“可信退出威胁”，它就会倾向于选择“掠夺”；（3）CEO可能会内生地限制其权力，但这只有在组织成员具备“可信退出威胁”以及CEO对其为依赖型时才会成立；（4）对于依赖于有“可信退出威胁”的组织成员的CEO来说，组织成员是否选择“呼吁”并不妨碍CEO在一开始就限制自己的权力，这种情况可以视为CEO被这部分组织成员“俘获”了。

现实中，由于“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一个依赖型CEO往往倾向于假定组织成员具有“可信退出威胁”因而适当限制自己的权力；如果CEO是自主型而组织成员将其当作依赖型，那么就会出现组织成员呼吁、CEO忽视的情况；如果CEO是依赖型而组织成员将其当作自主型，那么就会出现组织成员不表达诉求而是直接退出的情况。总的来说，不完全信息更有可能对组织成员有利，因为组织成员可以利用其情况的不透明性对CEO施加压力。

E.当“赫希曼”遇上“艾希曼”

你看这个“人际关系圆舞曲”跳得很有点意思吧：这一男一女、一小一大两个同辈德国犹太人，出生在柏林的赫希曼在巴黎遇上了先他九年在汉诺威市出生的阿伦特，又在同年逃亡到美国从事学术研究，共同聚焦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不约而同地指向人类社会经济组织政治行为；1963年阿伦特出版《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由他们的“老乡”艾希曼引申出对希特勒纳粹暴行选择忠诚听命的“平庸之恶”行为；1970年，赫希曼出版《退出、呼吁与忠诚》提出了一个清晰解析组织政治行为的EVL模型，指出像艾希曼这样的“平庸恶人”为什么没有选择“退出”或“呼吁”而现在了“忠诚”行为。由此，“赫希曼”与“艾希曼”就阴错阳差机缘巧合地“不期而遇”了，二者手牵着手又可以继续跳这支“圆舞曲”了。

基于“赫希曼EVL模型”，面对组织“自主型”甚至“独霸型”（hegemony）CEO，组织成员在没有“退出”机会及“呼吁”无效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忠诚”——不采取规避境况恶化行为，而是选择按部就班逆来顺受服服帖帖就范的策略。但是，这种“忠诚”行为，也有程度不同的各种选择，除了像艾希曼这样选择“平庸做恶”而外，还可以有“默不作声逆来顺受”、“暗暗啼涕低声呻吟”、“哭爹喊娘哇哇乱叫”、“非暴力不合作静坐”等有各种不同的选择。

例如，同样是纳粹党卫军官的奥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1908～1974），“二战”期间在阿勃维尔地区（今波兰及捷克境内）开办珐琅和弹药工厂，他通过自己在当地的人脉保护了自己工厂的1100名犹太人免于被送进集中营，并最终成功挽救了他们的生命（占波兰全部存活犹太人数量的1/4左右），到1945年5月战争结束时，他的所有积蓄都已经在贿赂军官和为工人购买补给中耗尽。

在那个年代那种情形下，还有不少像辛德勒这样的“仁人志士”，在暗地里偷偷帮助犹太人逃离，从而避免遭到纳粹的迫害。例如在匈牙利，就有一个叫劳尔·瓦伦堡的瑞典外交官，为犹太人派发瑞典签证，在纳粹眼下救走数万人，被称为“瑞典的辛德勒”。从1938年开始，国民政府驻奥地利领事馆给犹太人大量发放签证的事情越传越广，驻德国大使陈介为了保住自己官位，立刻致电何凤山，要求他停止发放签证；没想到何凤山根本不吃他那一套，依旧执行他的“开放政策”，继续给犹太人颁发离开奥地利的签证，五个月共发出了1900多份，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

“我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我们不配被可怜更不值得原谅。” 这句沉重的反思来自于一名德国军官的日记，他的名字叫做威廉·霍森菲尔德，他就是电影《钢琴家》中最后出场的德国军官的原型。导演罗曼并没有在电影中对这一角色做过多的描述，也没有对此人的行为有正面或者反面评价，观影之人称赞者有之，批判者亦不少。寥寥几个电影镜头，难以映照霍森菲尔德的一生。实际上，在二战期间，他帮助过的犹太人并非只有主人公席皮尔曼一人而已。

简而言之，面对组织“自主型”甚至“独霸型”（hegemony）CEO，组织成员在没有“退出”机会及“呼吁”无效的情况下，只有“忠诚”唯一出路；即便是在这种“万般无奈、苟且偷生”的情况下，一个组织成员是选择如艾希曼那样助纣为虐的“平庸做恶”行为，还是选择像“辛德勒”这样的“机智行善”行为，其间只有“一念之差”，那就是要看他或她内心深处还存有没有那一点点“人性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