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久居的羌人紧密连结，一农一牧彼此互补，更重要的，两个民族可以联手对付共同的敌人——商。

太公时，太伯和仲雍离开渭水流域，带了一部分人往南，朝江汉地区发展。当时的现实情势是，周仍然臣属于商，也一度协助商人攻打戎狄；商人和鬼方发生严重冲突时，周人也站在商人这边。

周人攻打戎狄，获致很大的成功。一部分因为戎狄所在地区正是周人的旧根据地，那是他们熟悉的地方，戎狄也是他们熟悉的邻居。周原的农业条件使得周人实力大增，回过头来攻打戎狄，自然得心应手。

攻打戎狄的过程中，周人又得以和留在晋南的「召方」取得联系。召方也是姬姓，很明显是当年没有一起向西迁徙的同族异支亲戚们。周人善于联盟，建构合作组织的特长，让自身的力量进一步升等。

《史记．殷本纪》中有这么一段描述：「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此事有蹊跷。武乙的时代，正是周人协助攻打戎狄之后，而「河渭之间」正是周人的地盘。这位商王跑到周人的领域去打猎，然后就死在那里，回不来了。很有可能，武乙已经感受到周人的威胁，以过去猎羌的习俗，带着军队进入渭水流域，然而此时情势已大不相同，武乙的嚣张举动在那里引来了杀身之祸。

接下来，周人「伐岐」、「伐崇」，一步步进逼殷商。到了帝辛，也就是纣王在位时，发生了商人和「人方」的战争。人方是怎样的民族？许倬云先生主张，人方和戎狄一样，都是受到气候影响而南移的草原民族。【可参考许倬云，《西周史》 （台北：联经，一九八四年）】

但更早的时候，傅斯年先生在他划时代的古史研究论文〈夷夏东西说〉中提出另一种看法，他认为人方是东夷的一支。【此文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可参考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上海：三联书店，二零一七年）】

从地望来看，尤其是从「人方」的名字来看，我们有理由多考虑傅斯年的说法。从许多民族志上看到的通则，原民文化中部落族人的自称，和普遍的「人」的称呼经常是一致的。前面提过达悟族的「达悟」，就是「人」的意思；「泰雅」也一样，既是族名，也代表普遍的「人」。

由此推论，商人会将这个民族称为「人方」，以「人」称之，应该有特别的道理。被叫做「人方」的，不会是随便一个从草原南下的新进民族。

我们也可以拿后来历史上的例证作为参照，来理解商朝末年发生的事。崛起于东方的商人，取夏人而代之后进入中原，也许就像鲜卑人建立北魏，从平城移到洛阳，或是清朝时女真人从东北进到北京。北魏后来分裂成东魏、西魏，为什么？因为发生了「六镇之乱」，「六镇」就是原来留在北方、没有一起进入中原的鲜卑势力。

再看清朝，为什么始终小心翼翼维系在东北的特殊地位？因为那是他们的来源根据地，一方面要为自己保留万一在中原待不下去时的退路，另一方面也要担心东北的同族状况。

人方很可能就是商人的「六镇」，那是同属东夷的旧亲戚部族，现在反目成仇。这当然非同小可，一来人方和商人拥有同样的文化基础，二来人方占有商人东方的原居地。在某种意义上，本来应该是商人最亲密的支持者，一旦翻转，就会变成商人最可怕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