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引言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纳粹德国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者”。二战后，曾试图逃离被美军抓获，之后逃脱流亡到阿根廷，一直到1960年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追查到下落，并于当年5月11日强行绑架并通过飞机运到耶路撒冷，最终于1961年因反人类罪等15宗罪名一并起诉，经过150多次旷日持久的法庭审判，最后于1962年6月1日被处以绞刑。著名美籍犹太裔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就这场审判为《纽约客》写了五篇报告后集结成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详细记录了这次引发全球关注的审判的全过程。本文主要根据其著及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编撰而成。

01.“亡命之徒”

1906年 3月19 日，阿道夫•艾希曼出生于德国的索林恩。这个位于莱茵河谷的小镇，以制造刀具、剪刀、外科器械而闻名。其父原是索林恩电车电力公司的会计，1943年起成为该公司在奥地利林茨的高层。小时候肤色较深，因此被同侪笑为犹太人。他“从来就不是最勤奋用功的学生”（或者最有天分的学生），在全家五个兄弟姐妹（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中，似乎只有他这个长子没能读完高中，甚至都没有从后来转入的工程职业学校毕业。

艾希曼早年“命运多舛、厄运不断”，离毕业尚早，他就从高中辍学，后又从职业学校被父亲接回了家。于是，在他递交的官方档案材料记录里，他的职业就是成了“建筑工程师”。之后艾希曼加入纳粹党，随即被奥地利真空石油公司之所以解除他的销售员职务，因为当时社会处在失业高峰期，作为单身光棍汉的他“受到优待”最先被解雇，不过他对外说这是因为的纳粹党员身份导致的。

1934年，艾希曼由于负责达豪集中营而受到海德里希的赏识；1937年，曾前往海法与开罗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将犹太人移住巴勒斯坦的可能性，后来艾希曼向纳粹方面以经济理由反对将犹太人移往巴勒斯坦的计划。1942年，艾希曼出席“万湖会议”，并晋升中校被任命为屠杀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负责人，直接组织管理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工作与屠杀作业。

“二战”结束后，艾希曼被美军俘虏。在拘留营，他伪装成一个名叫奥托•埃克曼的低级别德国士兵，随后以艾克曼的身份在战俘营呆了几个月，然后溜了出来，逃到了一个偏僻的农舍。由于纳粹党以外的人，几乎没人不知道他的真实长相，这使得艾希曼有可能冒险进入德国北部的英国占领区，在那里他又假冒了另一个身份奥托•亨宁格，并在德国领土上呆了几年，通过制造一系列假文件屡屡逃避侦查，而这些文件让当局误以为他逃到了中东。

艾希曼知道，如果他想保持自由，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待太久。艾希曼发现了一小群战后纳粹忠实分子，他们非常愿意帮助他保持低调。于是艾希曼依靠他的许多假身份，在战后的欧洲各地旅行。他穿越了一条专门为他这样的纳粹分子建立的逃跑路线，这条路线由助手、边境警卫、非营利组织、宗教领袖和政府官员维持。

1950年，艾希曼以里卡多•克莱门特（Ricardo Klement）的名字，从意大利热那亚（Genoa）来到他的新家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在红十字会、梵蒂冈高级官员和一名叫霍斯特•卡洛斯•富尔德纳（Horst Carlos Fuldner）的党卫军军官的帮助下，艾希曼赢得了阿根廷领导人胡安•庇隆（Juan Peron）的祝福，得以在阿根廷定居。就这样，艾希曼以里卡多•克莱门特身份在南美开始了新的生活。“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害怕有人会抓我的恐惧已经消失。我在那里很安全。”艾希曼后来回忆起自己抵达时的心境如是说。

1952年，艾希曼妻子维拉和他的三个儿子获得了旅行签证，得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艾希曼会合。1955年，维拉和艾希曼在阿根廷又生了一个儿子。艾希曼在阿根廷的生活很惬意很成功，之后还干过一连串的体力活，从果汁农到机修工再到洗衣工，他家甚至还拥有一个养兔场。

尽管他在纸上的形象，是里卡多•克莱门特（Ricardo Klement），但艾希曼并不羞于公开身份，因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窝藏了大量纳粹分子，这意味着他能够与志趣相投的人在一起，并帮他隐藏身份。艾希曼经常参加公众集会，甚至还参加了与荷兰纳粹合作者威廉•萨森（Willem Sasse）的公开采访，并对萨森吹嘘自己创造了“最终解决方案”这个词。

一直到1960年，在一个名叫赫尔曼的犹太幸存者举报并再三恳求之后，哈雷尔领导下的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Mossad）特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才追查到艾希曼的确切下落，并于5月11日强行绑架并通过飞机运到以色列。由于艾希曼的逮捕方式类似绑架行为，曾一度引发阿根廷与以色列的外交纠纷。

1961年2月11日艾希曼于耶路撒冷受审，被以反人类罪等十五条罪名起诉；这次的审判也引起国际的注目，由于有不少的大屠杀受害者出面作证，以色列政府将艾希曼安排在防弹玻璃后方受审。艾希曼面对犯罪控诉，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同年12月艾希曼被判处有罪并被判处死刑，1962年6月1日被处以绞刑。

03.“超凡载体”

艾希曼知命之年后，也就是从五十四岁那年起，写回忆录成为他最大的消遣。回忆起自己的出生这一值得纪念的事件，他这样写道：“今天，距离1945年5月8日已有十五年零一天。我让思绪飞回到1906 年 3月 19 日，早晨五点，我来到了这个人世。”

按照他自纳粹时期以来就未曾改变过的“信仰”，艾希曼把他的出生归因于“超凡意义的载体”，不幸的是，这一以某种方式与“宇宙运动”相一致的实体，却受到了缺乏“超凡意义”而不无多舛的尘世人类生活的影响与支配。

此术语相当具有暗示性，说“上帝承载超凡意义”，字面上也就意味着他在军事等级中拥有一席之地，因为纳粹已经把军事“命令接收者”改成了“命令载体”专用术语；这也就说明，如同古代的“坏消息使者”，重大责任自然而然就落在了执行命令者的肩上。此外，就像任何一个与“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有关的人一样，艾希曼的职务要求他 “保守秘密”，做一个“保密使者”，此时“自信满满”使他“目空一切”。

但是，艾希曼对形而上学并不大感兴趣，对介于“意义载体”与“命令载体”之间的任何私密关系保持着出奇的沉默。他一直在思考还有哪些其他原因造就了现如今身陷囫囵的他，想来想去那便是生他养他的父母：“假如他们在我出生时能看到，厄运女神为了扰乱幸运女神，已经把痛苦和烦恼编织到我的生命里，就不会对长子的降生那样喜出望外了。但是，有一条仁慈的、模糊的面纱，阻挡我的父母预见未来。”

厄运很快到来，始于学生时代——高中辍学，工程职业学校半途而废……观其一生，艾希曼只谈他父亲遭遇到著名的财政厄运，却不言及自身，以此骗取人们相信他早年的“不幸”。在第一轮审讯中，艾希曼情绪高涨、充满激情，大有“把我所知的和盘托出”之坦诚，但在铁证和具体问题面前他的热情却迅速降温，情绪马上低落下来，平生第一次不得不承认自己“早年的灾难”，并意识到自己在纳粹所有官方记录中的许多重要履历信息都难以自圆其说。

不过这倒绝好地证明了，他起初怀有“无限的自信”。其实，这些所谓“灾难”都稀松平常，因为他从来就不是最勤奋用功且有天分的“好学生”。官方记录里，编造自己是“建筑工程师”出身，这就好比他说自己出生在巴勒斯坦、会讲流利的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一样纯属胡扯，也是他常讲给他纳粹同志和犹太受害人的赤裸裸谎言……显然，说大话乃至谎话连篇，一直是他的主要常态恶习之一。

04.“正常罪犯”

现如今，身陷囫囵的艾希曼已经“有了不一样的领悟”——做过就是做过，他并不想抵赖；相反，他打算“当众吊死自己，以警醒这个世界上所有反犹的人”——他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对过去的事感到后悔：“后悔药是给小孩吃的。”

关于基本动机，艾希曼绝对确信他并非自己所称的那种“内心卑鄙的家伙”，他内心深处并不是一个“肮脏的杂种”；至于他的“良心”，他清楚地记得，只有当他没有履行命令时，即没能怀着极大的热忱一丝不苟地把上百万男人、女人和孩子送进坟墓时，他才会感到良心不安。

这一点无疑让人感到很难接受。六位心理学家都证明他“正常”，其中一位心理学家据说发出了“无论如何，艾希曼比给他做完检查的我还要正常”的惊叹；而另一位心理学家发现艾希曼的整个心理表现，他对妻儿、父母、兄弟姐妹以及朋友的态度，都“不仅正常，而且十分值得称道”。最后，那位定期来监狱探视他的牧师，在最高法院结束对艾希曼聆讯之后，向每个人保证，艾希曼是“一个非常具有正面想法的人”。

在这些灵魂专家制造的闹剧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他的案子里既没有道德沦丧意义上的精神错乱，更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精神错乱。更有些不可理喻的是，他的行为显然既不是出于对犹太人的病态仇恨，也不是受狂热的反犹主义或任何形式的教条所驱使——他“本人”从未同犹太人有过任何过节；相反，他有足够的“私人理由”不去仇恨犹太人。

遗憾的是，艾希曼的话无人采信。控方不相信他，辩方律师不理会他，法官不相信他……因为他们都太出色，也许太明白他们职业的基础，所以不能认同一个平常的、普通的，即不低能、不死板、也不愤世嫉俗，却完全不能够分辨是非的人，却犯下惨绝人寰的滔天大罪。

这些法律专家宁可从偶尔不实中推断出他是个骗子，结果竟错过了整个案件中最重大的道德甚至法律疑点。他们的案子仍然停留在这样一个假设上：被告跟所有“正常人”一样，一定知晓自己行为的犯罪性质。艾希曼在纳粹控制下的不算“例外”，确实可属“正常”；然而，在第三帝国的语境下，人只有在“例外者”身上才能看到所谓的“正常”。这个浅显的真相，把法官们编进了一个“结”，他们既解不开又逃不掉，陷入来回晕圈式纠结。

艾希曼给人们呈现出一种反差巨大的吊诡形象（印象）：这位人们心目中的屠犹恶魔、法官眼中的骗子，在法庭上始终声称，自己是出于“良知”而全力以赴地执行领袖命令的“守法公民”；而在法庭外，他则是表现不错的家庭成员和朋友，六位心理学家眼中的“正常人”，以及牧师眼中“非常具有正面想法的人”。阿伦特强调，这种反差是“整个案件中最重大的道德乃至法律疑点”。

为解答此疑点，阿伦特详细考察了既对犹太人没有强烈仇恨也对纳粹没有坚定信仰的艾希曼，是如何从早年生活（学业与职业）的失败中，一步步进入纳粹军营，然后逐级升迁，最终得到关键职位，并成为法庭上被审判的“屠犹恶魔”。而她关于“平庸之恶”的概念，便是对这个巨大反差和疑点的回应。

05.“命运之网”

1932年，在公司做销售员的艾希曼被解雇后，本打算加入一个名为“施拉哈芬共济小巢”的小市民组织而不可得，后经朋友介绍他意外地参加了党卫军。这成为改变其人生轨迹最为关键的第一步，“一阵时代的急流，把他从施拉哈芬这个童话中的乌有之乡，抛进了千年帝国的游行队伍”，他没有时间也没有什么兴趣弄清楚，他甚至不了解D纲，他从未读过《我的奋斗》……他并非出于信仰而入D，也从来不是忠实的D员——在被问到入D动机及原因时，他反问道，“为什么不？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再也没别的可说了”，并面带窘迫地重复那些关于凡尔赛条约及失业潮的陈词滥调，声称“我既没料到，也没打算过，正如我所说，D好像吞噬了我，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太突然了……”

这故事听来有点像为命运驱赶的俄底浦斯，糊里糊涂地奔赴那个将犯致命错误的三岔路口。艾希曼也将自己的不幸归结为由凡尔赛条约、经济危机、失业压力、社会成功人士之邀……等编制的“命运之网”，而加入党卫军之时希特勒尚未当权，纳粹行动尚未展开，在艾希曼看来他是被动卷入命运之网的牺牲品和替罪羊——“无论我准备和计划了什么，所有事情都出了差错，无论是我的私人事务还是我几年来为犹太人争取土地所做的努力。我不知道，一切都像遭到了魔鬼诅咒一般；我的生活，无论如何计划、有何期待，命运总以各种方式阻挠我、绊住我的腿脚。”

这阵风，把他从“碌碌无为的枯燥生活”旋涡中，吹进了“轰轰烈烈的历史潮流”之中；按照他的理解，这历史潮流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像他一样无论在社会还是家庭甚至在自己眼中都已经一败涂地的人，如果揭竿而起依然能够“成就一番事业”……总之，如果他的人生，不算维也纳那一年，一直布满坎坷、沮丧；即便在阿根廷隐姓埋名的那些日子里，他的避难生活过得并不快乐；临到耶路撒冷的法庭上，他的人生似乎满盘皆输。可是无论在哪里，如果有谁问他的话，他大概都会选择以“前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的身份被处以绞刑，而不会选择作为“真空石油公司旅行销售员”平安无事地度过一生。

艾希曼对自己“命运之网”的困惑，犹如亚里士多德著名“过失说”的悲剧主角，他们往往是一些“有缺陷的好人”，“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Harmartia）”。关键在于，人们如何解读“Harmartia”。它究竟应当被视为一种人生广泛存在的痛苦不幸、一种既无法预测也无法承当的混沌命运，还是应当被视为人需要在其中、至少部分承担责任的恶行罪咎？

06.“庸常野心”

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的不幸很大程度是自我招致的，因他不愿面对自己的责任、一种自主做选择的责任——面对坏的后果，他始终强调自己行为的被动性而否认自己起初做选择时的主动性。他如同乌合之众群体里一个个“无我”（Selflessness）的成员，从不反省自己的人生是否有不去作恶的可能性，也从不反省究竟是什么促使他们放弃其他可能性而选择成为了纳粹分子，为什么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芸芸众生一分子。

人生是由一系列不可逆的路径选择串联起来的，当人在某个关键路口选择了一条而放弃另一条时，其后来的视野、风景和可能性都将与另一条截然不同。人生之道存在着路径依赖效应，虽然并非没有走回头路的可能性，但重新选择的机会成本会大大增加。“以不义开始的事情，必须用罪恶使它巩固。”一个正确的未来只能奠基于合规的现在，没有任何魔法能够帮助人们飞越现在抓住未来。纵观艾希曼的“成长”历程，我们便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小小的“庸人欲望”或“庸常野心”，是如何让他在黑暗时代的风潮中被诱惑、被引领、被攫住，最后俨然成为一个“时代弄潮儿”。

1932年加入党卫军，本只希望在人生的种种失败后重获机会，让自己有升官晋级、做个“成功人士”的可能；如果说这个开头虽关键，但尚未铸成大错，那么后来导致他“失足”、“犯罪”，以致成为耶路撒冷法庭上“反人类罪恶魔鬼”的主要推手，与他此前做出人生抉择的初始动机（“庸人欲望”或“庸常野心”），似无太大差异。这便是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的关键所在——“乌合之众”普通人动机的庸常性。

1934年，为获升迁机会，艾希曼成功应聘到了由希莱姆指挥的S.D.盖世太保情报调查中心（D内成员监视机构），尽管他表示此前误会了该机构的工作性质，但他却随遇而安，并数月后进入负责犹太事务部门，逐渐成为“犹太人问题专家”；本着谋取高位，甚至未来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犹太国总督”的期冀，他对组织犹太人移民事业充满激情。

1938年是艾希曼人生的光辉时刻。晋升为军官成了一名中尉后不久，他被派往维也纳负责强制移民工作。这是他的“第一份重要工作，对他向来一筹莫展的职业生涯来说至关重要”，他全力以赴并在短时间内得体而高效地完成了驱逐几百万犹太人的浩大工程，其“成就”令人瞩目，也令他平生第一次发现自己具有出色的组织协调领导“才能”。就这样，在短短四年内他如愿以偿得到四次提拔，从少尉升至中校，荣登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为了能尽快升至上校，他甚至申请上前线。

直到1941年8月，后来随着局势突变，作为一名“犹太人问题专家”，艾希曼顺理成章地得到了“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授命。他承认自己曾因良心不安而有过为时四周的“不快”，但却从没想过像一些人那样找个借口退出，而且退出不会引起严重后果，只是调动到另一个权势较小但薪资也不错的岗位；然而，艾希曼有各种理由和方式来“对付”自己的“良心”，例如希姆莱的煽动性口号“我的荣誉叫作忠诚”、“挺过这些，同时克服人性的弱点，保持正派，这些令我们变得坚强”、“这是我们历史上的光辉一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又如，使用某种看似客观科学的概念或语言来自欺——认为面对“战争这个简单的事实”，“最终解决”是一种必要，“允许安乐死”以“减少不必要的痛苦”则是一种仁慈。

07.“群盲良知”

1942年1月，艾希曼参加了纳粹召开讨论“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副部长级会议后，疑虑彻底烟消云散了。因为他看到，在这个会议上，所有当时德国社会的达官贵人，那些他心目中的“帝国教皇们”，包括D外官场精英在内，都竞相争夺指挥这场任务的殊荣。“那一刻，我有了一丝彼拉多的感觉，因为我不再觉得自己有罪了。”——黑暗时代里的人们曾要求彼拉多杀害耶稣，事后，彼拉多金盆洗手，想要推脱这流无辜之人血的罪；在这件事上，艾希曼也效法彼拉多的“谦逊”，并表示上至他心怀敬畏的权势阶层，下至受迫害的犹太阶层，他看不到任何一个人真正反对此事。

艾希曼将自己的作为推诿于当时处境，对此，强调个体责任不可替代的阿伦特从根本上是不认同的。但她部分同意的是，集体道德崩溃的确催化了“平庸之恶”，这种处境正是恐怖邪教组织的社会性特点，也是促成艾希曼所标识的这类现代悲剧发生的“命运”要素，它耦合未来可以描述当时包括施害者、受害者（犹太人尤其是精英群体）、“内心流亡者”、“缓和者”以及“抵抗者”在内的整体精神面貌。正是由于包括受害者在内乌合之众普遍冷漠软弱乃至卑躬屈膝，“积极合作”乃至“默契配合”，这“整个黑暗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才得以完成。

阿伦特虽冒险揭露艾希曼所遭遇的“命运性”处境，即“纳粹在欧洲上层社会——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几乎所有欧洲大陆占领区，不仅在施害者同时也在受害者身上——引发的全面道德崩溃”，也反映了艾希曼“彼拉多式”被动犯罪，但她并未简化艾希曼的责任，而是试图精微地呈现“平庸之恶”的全部戏剧性曲折，因为正是在这些夸张微妙之处蕴藏了“平庸之恶”的巨大张力。

艾希曼在战争最后一年，不仅以“彼拉多式的谦逊”卸下了杀害无辜的“良知重负”，还主动承担起一个“守法公民的责任”，并声称这是“良知的声音”：当直接上司希姆莱命令他全面停止“最终解决”时，他竟冒违背“命令载体”敢冒“良知危机”，坚持执行元首特勒绝杀指示；对这时的他而言，执行元首命令才是“真正的良知”，就跟三年前他有一小段时间站到相反方向来定义“良知”一样。

他自称在努力实践“康德的道德律”，按照康德的“义务概念”行事，这使其良知问题显得更为错综复杂、真伪难辨。在嘲讽了他“两种相反的良知”后，阿伦特强调，艾希曼之所以“抗命守法”，除了出于视元首金口玉言为法律的毫无判断力“良知”外，还有很重要的“私人动机”——对奇迹般成功者希特勒发自内心的无比敬仰。他对希特勒的最后总结是：“希特勒可能千错万错，但有一点不容置疑：这个人有本事从一名德军准下士一跃成为八千万人的RMLX……仅凭他的成功，就足以让我心服口服地受他领导。” 

这种对“人上人成功”的绝对崇拜，被他如此这般成功地转化为所谓“良知的声音”，进而成为将他置入“命运网罗”的关键推手。这是在这种“成功动机”的推动下，当时代风潮涌动，他预感自己说不定可以“有所作为”时，便选择随风而动。而纳粹CEO们最能充分利用这种“盲目良知”或“庸众品质”——既可以为一己成功而无所顾忌，又时刻准备服从LEADER所宣扬的“集体意志”或“组织目标”，以便在“集体”或“组织”中获得“存在感”。如果说对个人利益的自私动机是人祸灾难的“质料性”构成，那么走火入魔的“集体意志”或“组织目标”的疯狂崛起则是人祸灾难的“形式性”构成。

08.“乌合之众”

由此可见，“平庸之恶”与“根本之恶”在动机上完全不同，“恶之平庸”并没有与其暴行相匹配的重大动机。然而，“恶之平庸之恶”所涵括的动机与后果之反差恰是现代社会之悲剧性的强烈体现。在一个高度科层组织化社会，人类行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文档、电脑、实验室、数据库与媒体构成的网络平台进行管理操控来完成的，这种管理操控模式可以凭“科学理性”的面目或幌子卷入更多动机单纯的普通人，结果导致很多看似碌碌无为平平庸庸之辈却能够以专家、学者、工程师、志愿者或管理员的身份执行着伤天害理的残酷任务。

现代悲剧的戏剧性效果在于：一方面是主角身份对白的平庸化与剧情场景的日常化，另一方面却是做恶后果的绝对化与反人类性。在入党参军之前，艾希曼就已经证明自己是个社团活跃分子；而在1945年5月8日，德国正式战败那天，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主要是因为他发觉自己从那以后不再属于任何集体“找不到组织”了——“我感觉到我将不得不过上没有领导、异常艰辛的个人生活，我将得不到来自任何人的任何指示，再不会有任务和命令指派给我，也没有可资参考的规章制度了……总之一句话，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活横在我面前。”

卷入“乌合之众”的个体，往往具有矛盾分裂、兼具“忠诚”与“市侩”的双重人格，大多数没有传统社会沿袭下来的群体归属感，往往面临一种“单一抽象的同质化命运”，其主要特点并非野蛮落后，而是缺乏正常社会联系的“孤独感”（Loneliness）；其LEADER人物主要来自暴民而非群众——他们在转向政治生涯以前，常常是在职业、社会或个人生活中失意不得志者，因而大都在对主流社会文化充满敌意之时，又以反常形式继承其标准和态度；过去的失败既有助于他们在大众中产生一种平易近人的“魅力”，又有助于他们同精英阶层的暂时结盟，他们都对乌合运动抱有强烈的虚无主义热情，只不过像赫希曼这样的暴徒想如暴发户般成为令人崇拜的“天才”而不是对旧事物的憎恶。

乌合之众典型的精神状态是一种“无我”及“忠诚”（Loyalty）”，这并非理想主义者的主动献身，而是人的个体性和独特性在恐怖而狂热运动碾压下的丧失，由于缺乏“仿佛一张桌子置于围桌而坐的人们之间”的公共领域这个“居间（in-between）”之物，人们无法“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人们便会倾倒在彼此身上在黑暗中面目模糊、难分你我，窒息于人类生存之动物性需求的彻底荒凉中“唯余孤独”（loneliness）。

而这种“孤独感”，既是促成纳粹德意志的必要条件，又是纳粹德意志制造的必然后果。阿伦特说，在希特勒职业生涯早期最常诉诸的战斗情感中，大众“显现出的奇怪的无我，是在每一次转型（transformation）中寻求匿名，只想成为一个数字和齿轮；而每次转型最终都将抹去错误的、具体类型的身份认同，或社会中预定的功能。”战争则是“所有群众行动中最有力的”乌合之众群体性体验，它消除了个体差异，以致连苦难这一“经由独一不可更改的命运产生的对个体的传统性标识”，在战争状态下也被解释为“历史进步的工具”。显然，这种“无我”不是出于个体责任与行动的牺牲，而是一种非人的、精神上的自我放逐。这不仅意味着个人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的逃避和对恶的精神抵抗消失，无人行动亦无人负责，还意味着某种随波逐流、甚至意欲成为“时代弄潮儿”的迷狂。

由此，便产生了一种与此奇怪的“无我”相伴生的奇怪的“Loyalty”，它并非自发的情感或责任选择，而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生存需要。作为一个个孤立而逐渐失去家庭、朋友、熟人圈等真实社会联系的人，“Loyalty”使他感到只有当他卷入一场运动、属于一个成员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个位置。因此，1945年5月8日德国正式战败时，艾希曼感到他失去了存在的方向和依凭。

09.“犬儒市侩”

这种空心的“Loyalty”最大的特点是矛盾的奇特混合物。希姆莱描绘被他组织起来那些人的精神状况称：他们对每天发生的问题不感兴趣，却关心几十年和几百年来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人们以为自己效力的是一项两千年才有一次的伟大任务。卷入乌合之众的人们，对每天发生在眼前的他人的苦难和死亡毫不关心，正常的感受力在永不停歇的运动机器中被逐渐吸干，变得厌倦冷漠而玩世不恭，只剩下对现实的逃避，却对虚假空洞概念保持抽象的激情。他们不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却乐于接受组织命令LESDER指示。

这种“Loyalty”的内在结构是“轻信”（gullibility）和“犬儒”（cynicism）的奇特叠加。 “他们会同时相信一切和什么都不相信，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真实。”就算最终他们知道LEADER在说谎也不会离他而去，他们会声称自己知道一切谎言却佩服说谎者高超聪明——“特勒永远是对的”，与其说这是出于个人崇拜，不如说是出于对运动（组织活动）本身的崇拜，而LEADER只是运动中不可或缺的功能。于是乎，人们逐渐失去了在正常社会生活处境下应有的常识与常态，处于道德上自相矛盾的分裂状态。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群众果真不计算个人得失，这时普通人身上体现出的常态精神风貌便是，组织文化形态上的“大我”同实际处境中的“市侩”（philistines）作风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而特勒CEO唯一无需改变而只需“合理”利用的就是这种“市侩”品质。“对于无情的灭绝机器而言，步调一致的市侩大众提供了更好的材料，能促使它犯下比所谓职业罪犯更大的罪行，只要这些罪行组织得好，披上日常工作的外衣。”这正是纳粹的“成功之道”。希姆莱的“魔鬼能力”正来自于他认识到，“大部分人既不是流浪汉、臆想狂、冒险家、性狂乱者、怪物，也不是社会上的失败者，而首先且至关紧要地是老老实实工作和顾家的人”。

何谓“市侩”？阿伦特以“市侩”指称现代资本社会大量产生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些全部考虑都以个人利益（如个人职业发展和家庭需要）为中心的“单子化个体”。她说：“希姆莱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犯罪而组织起来的参与者，具有更多市侩而非暴民的特征。他们是那种在其世界的倾圮[pǐ]中牵挂个人安危甚于一切的布尔乔亚（bourgeoisie，资产阶级），准备为任何最微不足道的挑战而牺牲一切——信仰、荣誉和尊严。对那些除维护私生活外不考虑其他的人而言，没有什么比私密（privacy）和私德（private morality）更易被摧毁。在经过几年系统性操控后，纳粹得以正确宣称‘在德国，只有睡觉的人是唯一能保持私人化的人。’”

纳粹群众有两种：一种是非功利化的狂热信徒，另一种是投机钻营的市侩，后者出于堕落而非狂热参与运动。这两种动机在实际中是含糊不清的，而这正是对乌合之众的矛盾分裂人格，或者说“无人格性”的真实呈现。艾希曼就兼具了这种责任心上的“无我”、“忠诚”与实际抉择中的“市侩”之悖论。起初出于为摆脱失业的窘迫而偶然成为了纳粹军人，而后在咸鱼翻身、升官进爵的黄粱美梦中，他步步摆正了自己的“思想觉悟”，由彼拉多式地被动犯罪，到自觉内化与承担“守法公民的责任”，将对成功特勒元首的狂热崇拜，偷换为“良知的声音”；他的“忠诚”、“良知”与“责任”，无不混杂着泥沙俱下的贪婪、自私与市侩。他声称是基于“忠诚”、“良知”与“责任”而犯下“根本之恶”的后果，但其真实动机，不过是人格上的鼠目寸光与蝇营狗苟。

这便是阿伦特“平庸之恶”意欲揭示的悖论性实质。正是由于作恶者的人格浅陋或者人格缺失，他们才能做下最大的恶——对此，阿伦特称之为“无根基的恶”、“无深度的恶”或“平庸之恶”。由于他们自动放弃了所有的人格性品质，要做“非人”（nobody），以致犯下“无根基的恶”，这里不存在可以被宽恕的行为。”这也是“良知”与“无思”、“根本之恶”与“平庸之恶”何以可能相容并立的悲剧性根源。

10.结语

阿伦特认为，只有善才拥有深度，善可以是根本性的，而恶从来不是，恶只能是极端的，因为它不具备深度，也不具备魔性纬度——而这正是它的恐怖之处，它可以像真菌一样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荒芜；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正是平庸造成了艾希曼不假思索和判断的恶行。他的空洞绝不等同于愚蠢，他骨子里既不充满仇恨也不癫狂，也没有无尽的嗜血欲；而更可怕的是，他体现了纳粹罪恶本身的无个性化性质——在一个封闭体制内、由病态的暴徒实施、目标旨在消灭受害者的人格个性。纳粹成功翻转了他头脑中的合法秩序，把谬误与恶意变成一个新式“正义”的基础……传统的善成了一种诱惑，大多数德国人则迅速学习来抵制这种诱惑。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艾希曼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在行凶作恶。在基本道德问题上，那些一度被视作正直的本能，再也不是理所应当的。

（主要参考资料：阿伦特《赫希曼在耶路撒冷》，安妮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出版；《死刑执行者：揭秘追捕艾希曼背后的真实故事》，世界史大观2021-07-02 20:58历史领域爱好者；刘文瑾《纳粹运动中的现代悲剧：阿伦特解读艾希曼》，原载《文化与诗学》总第29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第178-193页）